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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华侨与辛亥革命

发布时间:2021/11/15作者:陈毅明来源:点击量:561鹭风报1537期03版 专题

铭记华侨前辈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2010年11月20-22日,马来西亚槟城孙中山协会联合各孙中山纪念机构、华社及文化团体在槟城举行孙中山庇能会议100周年纪念大会。有关机构和社团负责人筹备此次纪念大会非常不容易。他们所付出的辛劳和所体现的精神,令我敬佩。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亚槟城(当时汉译为“庇能”)召开同盟会领导人会议,黄兴、胡汉民、孙眉、赵声、吴世荣、黄金庆等参加。会议发动革命党人筹款筹枪,誓师起义。会后由黄兴、赵声率敢死队800人进攻两广总督衙门,计划在起事成功之后北攻两湖,入两江,占领南京。不料,枪支弹药接济不上,消息走漏,起义再次失败。此即史上著名的广州黄花岗之役。此役牺牲72位烈士(后来确认牺牲志士共86人),其中30位是华侨。

       黄花岗之役,及紧随其后的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汇成了浩浩荡荡的辛亥革命风云,以摧枯拉朽之势推倒了清皇朝的统治,革了数千年帝制的命。于是,“辛亥革命成功了”,中国开始蹒跚地迈出“走向共和”的沉重脚步。这是广为后人传颂的划时代事件,今年正好110周年。但同盟会南洋支部的活动中心从新加坡转移到槟城之后,由孙中山亲自召开“庇能会议”部署此役,却鲜为人知。国内有应邀出席纪念大会者,坦言不知何谓“庇能会议”。

       经马来西亚华人领袖们的努力,成功举行了“庇能会议”百年纪念大会,孙中山革命生涯这重要的一页,灰尘开始拂拭,真相日渐显露,必将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和兴趣。其史料的发现与整理,其在辛亥革命史上的地位与价值,也有望得到进一步的研究和评定。纪念大会之所以值得肯定,是因为它不仅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为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中国的时代先锋精神与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革命意志,还展现出华侨华人一脉相承的自觉意识,即铭记前辈贡献,总结历史经验,关注自身命运。


“华侨是革命之母”

       2010年初,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的老领导黄猷先生与我通电话时说,他认为是华侨社会孕育了辛亥革命。我赞同这一提法。但当他在一次涉侨研讨会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时,有人表示不能同意,反问道:“‘华侨是革命之母’,那么谁是‘革命之父’?”引起哄堂大笑。

       辛亥革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和民族危机极其严重的产物。但它又是在“欧风美雨之震荡”(蔡锷语),“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孙中山语)的世界大势之下被催生出来的。

       鸦片战争的大炮轰开了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中国人在腥风血雨里开眼看到了外部世界。先进的有抱负的外交官和知识分子最先开眼看世界。他们以中国人的心智,汲取从外部世界获得的知识,探索救国图强的路子,促进了新的社会力量产生,推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中国社会内部创造了革命的条件。

       但孙中山之所以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之所以选择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还有来自外部的因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与孙中山所处的环境有关,与当时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成为华侨有关。讲辛亥革命不讲华侨的参与、作用和贡献,讲孙中山在海外的支持者只讲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而不讲亚洲、美洲的华侨,是不够全面的,而且有失公允。

       辛亥革命前,华侨已分布于世界五大洲,总数约600-700万人,其中80%侨居南洋(东南亚)。华侨和西方殖民者有本质的区别,他们是和平移民。他们不是以旁观者、旅游者、考察者出国,更不是像西方殖民者那样以征服者的身份去占领土地、奴役土著、掠夺资源。他们是为寻找出路和商机而出国,作为谋生者、探索者、开拓者、耕耘者,被卷进了资本主义的漩涡;他们在学会与当地人民交往、合作、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亲眼看到和亲身感受的世界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多维的;他们在西方殖民统治下被训练、被利用同时又被歧视、被凌辱的处境中获得了新的知识与经验;他们在晚清政府对华侨从鄙视、敌视、迫害到改变为抚慰、教育、利用的政策作用下培育了内向的心理;他们在保皇派和革命党人开展论战、争取华侨支持所作努力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关心祖国兴衰和自身命运的自觉意识。正是身为“海外孤儿”处境,华侨中的先进分子更觉欧风美雨的强劲和中国落后挨打在精神上的撞击是何等的刻骨铭心,更觉清朝君主专制统治必须彻底打倒。在这样的世界潮流中,在英属新、马,在法属安南、荷属东印度(现印尼)和美属菲律宾及檀香山,相继形成华侨民族主义。

       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奇耻大辱,中国人的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从此开始,其在海外华侨中也得到呼应。1897年,马六甲侨商沈鸿柏(1873-1950,祖籍泉州,少时住厦门,后到马六甲谋生)等十八位华侨青年成立“救国十八友”,发誓致力于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拯救中国,洗刷耻辱。而马六甲救国十八友并非华侨的个案,从林文庆在19世纪90年代至民国成立所从事的活动也可窥见华侨民族主义兴起之一斑。

       林文庆(1869-1957,曾被陈嘉庚聘为厦门大学校长)出生在英国海峡殖民地首府新加坡,从小受英文教育。17-23岁获英国女皇奖学金赴爱登堡大学医学院留学期间,从放眼看世界中认识了古老中国是自己的祖国,华侨,包括不会讲中国话的土生华人,都是自己的同胞。他24岁回到新加坡后一方面开业行医,当立法会华籍议员;另一方面联合志同道合者组成华人改革党,发动和领导华人成立社团,办报、办学、提倡学华语,在学校推广以统一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并发动孔教复兴运动,致力于改革华人社会。当他与孙中山相遇之后,成了孙中山的革命同志和战友,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12月偕同孙中山从欧洲回国前往南京,并应聘为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卫生司司长,同时兼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机要秘书及保健医生。

       孙中山所从事的是全新的革命活动。他以华侨社会作为重要的革命阵地,成立革命政党、制订革命纲领;其政党的主要领导者、组织者参加者和主要的依靠力量大多是华侨。他本身是旅居美国的华侨。他的舅父和兄长都是美国殖民地檀香山的华侨。孙中山于1878-1883年在檀香山读书,当店员,之后又五次到那里。他最初是从那里看外部世界,开始认识中国,立下改造中国志向的。1894年,他在那里创立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有20多人参加,后来增加到130多人,其中商人73人,还有公务员、农场主、教员、工人、记者,全都是当地华侨。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推举杨衢云(1861-1901,今厦门霞阳人)为会长,会员发展到300多人时,来历清楚的279人中有华侨219人,占78.49%。

      孙中山曾经在改良和革命两条道路中间摇摆不定,曾上书李鸿章,提出发展工商业、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的社会改良主张,结果不被理睬。他在依靠华侨进行革命宣传发动的过程中,最终丢掉了走“温和革命”的幻想。

       孙中山曾先后8次到新加坡。他住在林文庆的家里,不用担心清朝官府派人跟踪和追捕。他通过与林文庆交往,结识了新加坡、马来亚华侨的上层人物,发现其中不乏志同道合者,而且经革命先进尤列的运动,正在形成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华侨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陆秋泰、杜南、吴世荣、黄金庆等,这些人有钱、有见识,各有自己的地盘,控制着当地的某种社会资源;他了解到当地有可以动员的社会力量,如怡和轩俱乐部、小桃园俱乐部和有会党背景的中和堂。华侨社会的先进人物和社团,使革命思想得以充实和传播,革命团体得以创立和壮大,革命力量得以聚集并形成活力。1905年8月,各地的革命团体实现了整合,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举孙中山为总理,通过《中国同盟会章程》和《军政府宣言》,在国内设东南西北中5个支部,在国外设南洋、檀香山、美洲、欧洲4个支部。同年在东京出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阐发了其革命纲领是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不同于秘密会党和旧式的小团体,它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党。

       华侨的民族自觉意识和对世界潮流的直接感应,从思想上、舆论上和组织上集聚成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与国内的革命派、自立军和武装勤王、民变、工潮等互相呼应,形成合力,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长期统治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

       可以说,华侨社会造就了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造就了民主革命的人才和队伍。

       因此,可以说,华侨社会孕育了辛亥革命。

       “华侨是革命之母”,本身即含有华侨社会孕育辛亥革命之义。


祖籍厦门的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厦门是华侨出入国的重要口岸。厦门人出国旅居南洋,历史悠久,有教养、有文化、创业有成就,且善于学习外人长处,成为革命先进者,不乏其人。同盟会成立之后,南洋不少厦门人成为南洋各地同盟会的领导成员,如担任同盟会分会会长的有陈楚楠(新加坡)、庄银安(缅甸)、郑汉淇(菲律宾)。旅居印尼的王振邦是辛亥年光复厦门之役的领导人。有47位厦门籍贯的华侨青年从仰光、日惹、吉隆坡、槟城、太平、新加坡自费回厦门参加炸弹队,有的辗转到湖北参加敢死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保皇派及革命派在海外活动的影响和受八国联军野蛮侵略、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刺激,南洋各地华侨纷纷出版报刊。

       由祖籍厦门华侨创办的革命派报纸主要有:

       《图南日报》陈楚楠和潮州人张永福,因应1903年上海《苏报》案章炳麟、邹容受迫害,将邹容的《革命军》(改名《图存篇》)翻印成小册子秘密运回广东、福建沿海散发,于1904年出版《图南日报》。它因保皇派作梗,陈楚楠财力不支,不到两年就停刊了,但它却是南洋最先开动的革命播种机。

       1907年起,同盟会的活动中心由东京转移到南洋与香港,时任同盟会南洋分会会长的陈楚楠联络当地的华侨革命先进创办《中兴日报》。这份报纸既是《图南日报》宗旨的承继,又是同盟会南洋分会的机关报。它一发刊,就与当地的保皇派报纸《南洋总汇报》展开论战。革命派文战的主将黄兴、张继、田桐、居正、陶成章、林时塽、胡汉民、汪精卫等,都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孙中山也曾以“南洋小学生”的笔名参加论战。它因同盟会南洋分会转移到槟城而停刊。它存在的三年间,宣传了同盟会自身,也吸引和培养了一批华侨革命分子。

       《光华日报》庄银安(厦门海沧鼎美人)联络陈新政(厦门禾山人)、黄金庆(厦门灌口人)等同盟会员筹资,于1910年12月创办,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地区的主要宣传阵地和指挥革命行动的大本营。此前,庄银安是缅甸同盟会支部会长,与同盟会员徐赞周(厦门灌口人)在仰光创办《光华日报》宣传反满革命,清朝当局通过外交手段进行迫害,庄银安便转移到了槟城,创办一份新的《光华日报》。它历经百年,仍然生机勃勃,是马来西亚相当有影响力的华文大报之一。

       派驻缅甸的领事以没收他们的财产相威胁,在新、马华侨以雄厚的财力、人力、物力给革命活动予支持。

       队伍和群众基础,主要是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为主)、华侨商人、华工。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不仅仅是踊跃参加,慷慨解囊,英勇献身,而是多方面的。

参考文献:吴玉章《辛亥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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