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成（1925-2010），出生于漳州，1947年加入厦门大学中共地下党组织。1948年到马来西亚山打根培志学校任教。1952年回国。曾任厦门市教育局中教股股长、厦门第七中学党委书记、厦门第二中学行政首长、厦门第一中学校长兼副书记。1982年筹建厦门鹭江职业大学并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主持工作。1986年离休。获得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政府颁发的“纪念福建解放六十周年”勋章、福建省闽粤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成立六十周年”纪念章。

       离休后发挥余热，在厦门市老年大学任副校长等，义务工作了10年。关心国家、关注社会，经常给市政府有关部门及报刊写信，建言献策。常年出资助学、助困、助老、救灾。集策划、组稿、撰稿、主编、发刊为一身，15年里编辑发刊150期《友谊之窗》，用笔墨叙述爱情、亲情、友情、同学情。

       张淑英，马来西亚归侨，原思明区侨联副主席、顾问。

在厦大参加地下党 在海外任教4年

       郑克成出生于漳州一个殷实家庭，就读崇诚小学、崇正中学。抗战时家道中落，读完初中，进入大田集美高级商业学校就读。当时集美商校实行军事训练，这令他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有规律的生活秩序，终生受用。

      集美商校毕业后，被保送到厦门大学商学院读书。在厦大，郑克成读的是商学院会计系，但他选择经济系为副系，同时也经常去听教育系的课。他觉得教育工作很有意义，救国家于危难，必须有栋梁之才。当时，在他内心已植入从事教育工作的信念。

       靠着叔父的资助，郑克成度过了在长汀的2年大学生活。抗战胜利学校迁回厦门后，利用夜晚到基督教青年会办的补习学校兼课，同时还做些帮厨零工赚些生活补贴。

       正是内战烽火到处燃烧的时候，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厦大也不例外。在同寝室同学张卓云（后改名张民汉）、纪华盛等的影响和介绍下，郑克成加入了闽西南地下党。

      1948年6 月，厦门国民党特务毛森大举搜捕、迫害地下共产党员，党组织安排一些党员疏散。郑克成毕业在即，于是征得党组织同意后，决定到姐姐所在的马来亚山打根去教书。

       郑克成曾学过教育学，对陶行知先生主张的知行合一，以及在做中学学中做、教学相长、劳动教育、平民教育等教育理念身体力行。他对待学生较为民主、平等，如兄如友，且带来许多新知识，经常开展课外活动，还带领学生们自己动手建校舍和篮球场，学生们都很喜欢他，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时隔40年，1992年郑克成夫妇重回山打根。一出机场，出乎意料受到20多位当年的学生夹道欢迎。“热烈欢迎郑克成老师莅临山打根访问”的横幅及场景，引得他热泪盈眶。离开山打根前夕，当年的同事、学生60多人又为其夫妇举行欢送晚会。这番热情，引得当地的报纸前来报道：“郑老师是当年青年的偶像，风靡一时……经过40年的时间，师生始得共聚，欢喜哀伤，无限唏嘘”。

       1950年之后，因为在香港的张卓云去了广东，党组织关系被迫中断，郑克成想早日回国。当时，姐姐、姐夫以及一些家长和校董都极力劝说他不要回国，要帮助其转移到菲律宾或印尼，但他还是坚持要回到新中国。

回到厦门 终身为教育事业奉献

       郑克成回到厦门后，进入厦门一中任教。他向厦门一中党支部申请恢复党的关系，并将在山打根四年的情况无论巨细都作了书面汇报。但没有想到组织上对他这段海外政治历史始终存疑，没有作出结论，要求办理重新入党手续。由于海外工作经历没有结论和海外关系较多的缘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难免要接受审查，文化大革命中还被作为特嫌，正式立案审查。这段政治历史悬案，到了1979年才得到平反，1948-1954年这一段时间的党龄也得到追认。

       在厦门一中任教期间，郑克成系统地学习了教育理论，加深了对教育工作的认识。1956年调到厦门市教育局任中教股股长，协助局长主管全市中等教育业务，这段时期有机会经常到各校、各地了解情况，熟悉教学教育业务，教育行政管理能力和思想观念、政治理论得到很大提高。1971年，教育局被斗、批、散，郑克成也被下放到厦门海关作为工宣队副队长，后又担任“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工作，在郊区驻扎了2年，1974年才归队回到教育系统并被派到第七中学工作，后任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7月，调到厦门二中任行政首长，时逢“反右倾翻案风”运动，干部一律不能正式任命职务。1979年3月，调任厦门一中校长兼副书记。1982年3月又调任厦门鹭江职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

       30多年的教学生涯，郑克成描述得风轻云淡。其实作为一名归侨，他历经磨难，但他没有“你爱祖国，可祖国爱你吗”这样的疑问，真正做到了信念坚定。

       他说自己“一生平凡，只求做一个奉公守法、爱国利民的老百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位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真共产党员。

参与创办鹭江大学 勇当开荒牛

       1981年，厦门经济特区建立了，鹭江职业大学（简称“鹭大”）也在这一年诞生。一张白纸绘蓝图，对于郑克成这些开荒牛来说，也就意味着白手起家办大学。当时的校长由市领导兼任，郑克成作为副校长主持工作，是辛苦操持的大家长。

       鹭大刚刚创办的时候，学校没有教室，借用市财贸干校的简易教室，课桌是从当时的“大庆展览馆”搬来的；没有充足的师资，聘请厦大等其它学校和企业的教师；没有运动场，借用九中的操场；没有礼堂，开大会或文艺会演借用外单位的会场，条件很是艰苦。师生们撸起袖子，上下同心共建校园。年近六旬的郑克成骑着自行车，东奔西走。

       热血沸腾的八十年代，年轻人都渴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条件虽然艰苦，老师却教得用心，学生学得上心。“那时，大家共同克服困难的精神让我很感动很难忘”。

       到1986年郑克成校长退休时，学校已经开设了8个专业，在校生2000多人，老师也绝大多数是专职的。

       时代的车流滚滚向前，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鹭江职业大学更名为厦门理工学院。2021年，厦门理工学院极有可能更名为厦门理工大学，这也意味着，从鹭江职业大学起步的这所高校的办学条件和内涵指标都达到了一定标准。郑克成校长在九泉之下定然欣慰开怀。

       郑克成以满腔的热忱投入教育事业，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曾获得“早期归国华侨教育专家”称号。1986年离休后，他继续在鹭大教学，并连续担任学校退教协会会长8年，还担任厦门老年大学副校长3年，直至70岁才正式卸下各项社会工作。而这10年，他都是义务工作，没有领一分钱报酬。

相恋相伴62载  希望来世做夫妻

       郑克成写过一篇文章，说来世还愿意与张淑英结为夫妻，但要角色对调，他来做妻子，因为他感念张淑英为这个家庭默默付出太多了。

       郑克成自己也没想到终身大事竟是在山打根“奠基”的。张淑英1932年出生于山打根的一个工人家庭，初中在培志学校就读。郑克成教过她两年书，印象中，这是个勤奋守纪、生活俭朴又懂事的好学生。毕业后，张淑英一边读中学一边到培志学校兼职，师生变成了同事，两人有了更多机会接触，萌生了异样的感情，日久弥坚。

       1952年将离开山打根时，郑克成没敢向张淑英和她父母提出结婚的请求。因为张淑英是独女，而自己前途莫测，实在难以启口。没想到，张淑英的一场大病令父母以为她害的是相思病，竟然同意他们一起回国。回国后，张淑英继续念书，一直到1954年才成婚。 

       1954-2010年，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里，他们始终相濡以沫。2004年，郑克成夫妇携子女重回马来西亚槟城——蓝卡威，孩子们在希尔顿酒店为父母举行了金婚烛光晚会，庆祝他们携手走过五十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张淑英接到组织的安排，开始一手组建当时的思明区侨联。1983年起担任思明区侨联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直到1991年退任思明区侨联顾问。为了做好侨联工作，她学讲闽南话，拉近和侨友的距离。侨联开展活动缺乏经费，她从侨利面包厂批发面包出来卖，获取的利润全都用作侨联活动经费，这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她就是这样完完全全地投入工作中。她对教师这份职业有着执着的爱恋，直到1987年退休仍然保持着教师身份。

不求子女成龙凤 但求正直有用

       “我对子女不强求其成龙成凤，注意培养她（他）们学会做人，做好人，做正直有用的人，做对得起国家、社会和家庭的人。”父母的言传身教、良好宽松的家庭氛围，使三个孩子都实现了父亲的愿望。

       大女儿郑昭红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曾任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宣外办主任、科研管理部主任。她永远记得中学时，父亲每晚在卧室伏案工作的背影。她最感慨父亲超脱的生死观，父亲很早就写信给医院表示愿意捐献遗体。生前立过两次遗嘱，跨度19年，早已考虑好身后事。而且一再强调不发讣告，不举行仪式，骨灰海葬。

       二女儿郑昭琳受父母的影响，高考填志愿时，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填的都是师范学校。她在双十中学工作多年，曾被评为全国五一巾帼标兵，任湖里区农工党基层委副主委。郑昭琳一家一直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她数不清多少次父亲悄悄地为灾区捐款，给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提供帮助，甚至依据报纸报道的信息，寄钱给生活贫困的陌生人。而父亲自己生活十分简朴，曾经一个月只花了7元，还是因为理发才花的钱。

       儿子郑昭东1987年赴美求学，曾在雅虎、诺基亚、宝马等大型跨国公司任要职，是位科技精英。他最感念的是在美国时，父亲雷打不动的每周一信，既循循善诱又平等交流，那是在国外孤身奋战的精神支柱啊。

       在儿女们心中，父亲低调、正直、善良，有正义感，有社会责任感。正因为这样，这个家庭曾被社区评为“书香之家”，并在2012年被评为第八届全国五好文明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