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国庆档，据影视数据平台灯塔统计，全国总票房为14.98亿元，比去年同期票房缩水超过28亿元。

       其中，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撤侨题材影片《万里归途》在票房表现上遥遥领先，口碑最佳，相较而言也最具艺术讨论价值。很多人都踏入久违的电影院，泪眼汪汪地看完电影《万里归途》。

《万里归途》

       影片故事发生在虚构的北非国家努米亚，因突发战乱，几位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要带领手无寸铁的侨胞躲避反叛军的袭击，去往相对安全的边境。

       因疫情不能出国拍摄，而需要在造景上大费工夫，大概是这个时期电影的特殊性。《万里归途》的美术指导李淼带领15人的设计团队、超过1000人的前期置景团队，力图在国内搭建出符合北非地貌人情的集市、矿山、仓库、战区。剧组到内蒙、山东、宁夏等地勘景，先建成完好城市，再根据战况“炸毁”。据报道，努米亚的“首都”莱普蒂斯城受到小规模袭击，所以街上多弹孔；塞布拉塔城被反政府军占领，要被重型武器攻击，这些因素都被主创考虑在内。

       虚构的背景并没有让观众出戏、分神，可以说在这点上主创是成功的。且影片拍摄也较为克制，镜头并没有沉醉于过度展示“异国”风貌，背景服务于角色和剧情，不喧宾夺主。

       筹备期间，主创团队参考了中国多次撤侨的新闻资料、报告文学，让故事有事实依托，剧情不悬浮。剧作结构较工整地分为三个段落：张译饰演的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一等秘书宗大伟和王俊凯饰演的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随员成朗进入努米亚，协助努米亚使馆一等秘书章宁撤侨，结果滞留在战地——主要人物关系，以及宗大伟等人与当地人斡旋的过程被交待清楚，章宁突然被炸死，局势的严酷性凸显出来；宗大伟、成朗出发寻找章宁妻子白婳带领的另一批侨胞，进入战区，危情加剧；在与外界失联的情况下，宗大伟等带领一百多人的队伍去往另一城市迪拉特求援；路途中，宗大伟和成朗发生争执，悬念叠加。

       影片的很多小细节都能让人感受到剧作的用心，比如在逃离战地的途中，章宁的养女念《一千零一夜》里来自沙漠的辛巴达海上冒险的故事，镜头给正在带领大家穿过巷道的宗大伟，音画不同步，起到互文效果。又如宗大伟同边境官套近乎，请其通融放中国侨胞出边境，将同事章宁的校队守门员履历安到自己头上，试图获得同为守门员的边境官的好感，并引用教练名言，“我最讨厌花里胡哨的个人表演。”两人异口同声说出这句话时，人物关系拉近，僵持的局面仿佛被打破，但很快，剧情反转，边境官识出了宗大伟的伪装，“我最讨厌花里胡哨的个人表演”这句话被边境官反扣在宗大伟头上，一个小的呼应，宗大伟没能如观众预想那般从容突破困难。

       做电影导演前，饶晓志做了十年话剧导演。《万里归途》虽然有撤侨这样一个宏大叙事，饶晓志拍的还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片子多群戏，那些出国奔生活的普通蓝领、想回家的人、脱离大部队想活命的人，成片中着墨不多，但形象不算脸谱化，有生命力。在归国的飞机上，这些劫后余生的普通人没有大悲大喜，而是一脸疲惫地闭着眼。

3万多名侨胞中的亲历者

       电影背后的真实故事也再次引发关注：2011年开春，位于北非的利比亚内战爆发，局势很快失控。暴徒们疯狂地袭击中国工地，驻利比亚中国企业停产。到2月，仍有3万多名中国人滞留利比亚。中国紧急调动海陆空三军，前往利比亚开展撤侨行动。最终，在各方共同努力下，3万多名侨胞分批次安全地撤离了利比亚。

       10月3日，秋意正浓，上海市静安区大悦城一家电影院刚结束一场《万里归途》的放映。52岁的倪修龙和身旁的观众一样，伴随王菲所演唱的片尾曲《归途有风》的旋律，热泪盈眶地走出了影厅。但和现场观众有所不同的是，倪修龙正是电影《万里归途》的故事原型之一，2011年利比亚大撤侨事件的亲历者。

       看到自己的亲身经历被改编成电影，倪修龙的内心百感交集。他试着将现实与电影中的细节一一对照：沙漠中披星戴月地赶路、外交官从头到尾的协助、归国包机舷窗外浮现出的喜马拉雅山脉……这一切都是那么真实。

       故事要从2010年讲起。彼时，从事建筑行业的倪修龙刚刚结束了位于卡塔尔多哈的工程项目，起身前往北非一个陌生的国度——利比亚。

       刚走出机场的那一刻，倪修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他随身携带的相机，记录下眼前呈现出的一切，荒凉便是他对这个国家的第一感受。

       倪修龙所工作的中建八局利比亚分公司坐落于利比亚的第二大城市班加西。他说，在当地小商品批发市场里，60%以上的商品都是“made in China”。当地人对中国人非常友好，一听倪修龙是从中国而来，就会微笑着竖起大拇指点赞。

       就这样，倪修龙和他的三个侄子在利比亚顺利工作、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2011年开春，利比亚内战爆发了。

       战火很快蔓延到了他所在的城市班加西。2月中旬开始，倪修龙所在的公司雇佣的很多当地人已经不来上班，街上偶尔传来像爆竹声一样的零星枪炮声。为了确保所有中国员工的安全，公司领导很快做出了紧急预案，要求加强工地防卫，提出“生命第一、财产第二”自保自救最高原则。具体包括：将工地上的钢筋、钢管、铁锹拿来作为临时武器，安排24小时轮流巡逻；把一些重要的工程文件、护照、现金等物品挖坑埋入地下；优先将年纪大的员工和女员工安置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派遣专人全程照顾身负工伤的员工等。

       但当地局势还是变得越来越严峻。到了2月20日晚间，班加西已经完全被反政府组织所控制，陷入了无序的状态，让倪修龙和他同事最感到害怕的事情发生了——武装分子破墙而入，开始洗劫公司。

       “当地的武装分子来了有一百多人，但是我们有一千多名员工。我们与他们隔墙对峙。庆幸的是他们只是抢劫，没有攻击我们，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子弹都射向了天空。”倪修龙坦言，当时他看上去还算镇定，但内心早已翻滚不已，毕竟他们面对的是真枪实弹。

       他将一些不方便带走的贵重物品藏在自己房间的天花板里，随后和其他同事在单位领导的组织下撤离到了安全的地方，但宿舍还是被破墙而入的武装分子洗劫一空。

       而最让倪修龙担心的是，当地的通信网络瘫痪了，就这样，倪修龙与大家都暂时和国内的亲人失联了。能否顺利从利比亚撤离？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祖国与亲人们团聚？一系列问号在倪修龙的内心浮现。

一个都不会少

       在枪林弹雨、暴徒袭击、通信瘫痪的多重压力下，恐惧和不安在人群中蔓延。这时，中建八局利比亚分公司的领导带着几个人，顶着震天的枪弹声走访了各个项目部门。领导带队反复地安抚着员工们的情绪：“希望大家团结一心，做好长期应对困难的准备，同时我们也争取尽快安全撤离每一个人。大家尽管放心，一个都不会少！” 

       原本惊慌的人群突然有了主心骨，大家听完后一起高呼着“祖国没有忘记我们”“祖国万岁”，“现场每个人都非常地激动，就像寒冬里，一股暖流涌过来了。”倪修龙回忆到。

       利比亚大撤退即将拉开序幕。由于侨胞人数众多且侨胞分布在不同区域，利比亚大撤离安排了海陆空三条路线。其中，陆路需要经过埃及。

       2月25日，经过9个半小时跋涉800公里，侨胞们终于到达利比亚和埃及的交界处。当时，侨胞队伍里面混进了50多名东南亚人。而且，由于撤离匆忙，到达埃及海关时，许多人的护照已经丢失，无法证明自己的国籍身份，难以通关。于是，工作人员急中生智与埃及大使馆及海关工作人员协商：中国人都会唱国歌，那么不妨让中国公民一边唱着国歌一边入关。

       埃及方同意之后，一个人立刻拿出了五星红旗，并将国旗高高举起。看到国旗，中建八局的队伍迅速聚拢过来。接着，中国公民们纷纷排成一列，昂首挺胸地在国歌声中过关了。由此，打通了一条利比亚撤离到埃及的陆路生命线。

侨胞带着兴奋的心情，排队等着坐包机回国

护照就是回家船票

       倪修龙走的是水路撤退路线。连日发生的暴乱使撤离任务变得越来越紧迫。2011年2月22日晚，倪修龙看见工作人员们彻夜不眠地四处奔走、开会，一个接一个地打着电话做着疏通工作。夹杂着混乱、疲惫和希望的漫长一夜终于过去了。

       熹微晨光从窗户里透进来时，每个人手里都拿到了一张临时船票。船票上印着每个人的单位、编号、姓名、护照号码，还盖上了中建八局利比亚分公司的图章。

       2月26日，4600名侨胞拿着这张来之不易的特殊船票，借助大货车和集装箱的帮助，前往班加西港口，坐上了“希腊精神号”和“奥林匹克冠军号”两座邮轮。

       病号、大龄和女性员工优先登上生命通道，而其他人则自觉有序地排队。其中，外籍员工也能随着中国员工一同登船。接着，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帮助侨胞入住各自的房间，还将卫星电话借给侨胞使用。

       当时恰逢雨季，邮轮被风浪托卷着，一路颠簸。疲于逃命的人们终于可以暂时放下悬了一路的心，在摇晃不歇却令人安逸的邮轮里拿起电话，给另一个半球的亲朋好友报平安，或哭或笑，激动不已。

       经过一夜的颠簸，邮轮载着侨胞，经由地中海来到了希腊的克里特岛。当时希腊正处于旅游淡季。中国驻外部门与希腊政府协商后，希腊政府启动了应急计划：克里特岛上数十家酒店紧急开业，酒店工作人员尽快采购物资，以迎接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

       2月28日，侨胞们坐上了飞回北京的包机。飞机上，人们带着期待的心情，谈论着飞机降落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回家看望父母，约见三五好友，或是大快朵颐。

       中国3万多名侨胞们，经历了枪林弹雨和颠沛流离，重新踏上了眷恋的土地。

       “祖国强大了，到哪里都不怕。护照就是回家的船票。虽然我现在用新护照了，但是所有的护照我都保存着。”说这番话的时候，倪修龙的护照就摆在他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