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回国看望内迁安溪的集美学校师生并与全体教职员合影（1940.10.27）

        近代教育家廖世承曾说过，“一个学校最后的成功，就靠着教师”。集美学校校主陈嘉庚先生亦认为，师资“最为无上第一要切，因教育之母，将来概由此产生”。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集美学校以八闽大地的土壤为滋养，顽强生存，而这其中，就有许多德才兼备的优秀教师，他们不求名利、甘贫守志，与学校一道，在残山剩水间栉风沐露、流离播越，成为集美学校这棵大树最深厚扎实的根茇。

       1945年，时任集美学校校董陈村牧在厦门电台发表讲话，对战时集美学校播迁历程进行回顾，谈及成就，认为“首先值得报告的是八年来集美学校仍然保全了最优秀的教师阵容”，因为“抗战以后，教师由于生活上的困难，纷纷改业，很多学校无法挽留优秀的教师”，但在集校，“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教师都是在抗战期间与学校患难与共的，而且这些教师都是夙负盛名的第一流教师，这实在是难得的”。而集美学校之所以能成为战火中四方辐辏的教育高地，与其严选、优育、厚爱的师资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德才兼备  不拘一格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用人原则

       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关于教师任职资格的法规标准尚不严苛。根据1933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学规程》，除师范本科、专科毕业生外，“经高级中学教员考试或检定合格者”或“有价值之专门著述发表者”，也可在学校任教。由于当时国内师范教育体系薄弱，且战时教育行业人才吸附能力下降，导致高等教育人才供不应求，许多学校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聘用非师范专业出身，或学历较低者担任教职。

       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30年，全国中等学校教员中，大学、高等师范毕业者或留学人员共占47.27%，超过5成教员为专科或以下学历。到了1935年，在教育相对发达的东部六省，仍有42.28%的教员为专科及以下学校毕业。

       与之相比，集美学校的师资水平可称得上“出类拔萃”了。以集美中学为例，即使在人才流失严重的1940年，学校仍然保持着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全校34名教员中，大学毕业者25人，高等师范毕业者3人，其中，有18人毕业于北平、复旦、大夏、光华、中山或厦门大学等知名学府，高等人才占比远高于同期全国中学水平。

       在集美学校，教师所教科目不必为其进修专业所限，只需胜任，亦可跨学科任教。譬如历史学家庄为玑，他毕业于厦门大学文学院史学系，但学植深厚、兼通史地，故因应需求担任地理教师；李文立、沈汉祥两位教师主修历史社会学，却分别任英语、生物科教员；陈淑元曾就读复旦大学化学系，任教化学，亦兼任算学教师。这样灵活切实的用人方式，既契合当时的社会人才结构，亦顺应了教师行业发展趋势。

        除了学识素养，道德品质也是集美学校考察教师的重要标准。集美学校以“诚毅”为校训，对于“执掌教育大权”教师，更是要求其必须“以身作则，躬行实践”。抗战内迁时，因山城环境清苦，校中有少数教职员为消遣娱乐，在夜间通宵聚赌。陈嘉庚先生向来反对赌博，认为其消耗身心，为此，集美各校及校属各机构严令禁赌，并正告全校教师：从事教育，应束身自爱，领导学生，不可因一己所为玷及校誉。正是在这样的人才理念之下，集美学校采光剖璞、披沙拣金，罗致了一批学识渊博、品德优良的教育精英，更培育了诸多受人敬仰的“跨学科教师”和“大先生”。

内培外引  优中选优

打造“双师型”师资队伍

        1939年，福建私立集美职业学校在大田成立后，师资匮乏、结构失衡等矛盾愈加凸显，随着水产航海、商业、农业等学科独立性不断增强，专业科目存在不少岗位空缺。当时，集美学校在省内教育界负有盛名，许多教师敬仰陈嘉庚先生的人品风范，主动舍弃在省会的优厚待遇，来到集美学校任教。自9月至次年1月，曾天毅、章桂森、叶迥澜等学科骨干先后来到大田，出任职校教导主任、农业科主任、商业科主任，初步奠定了职校发展的人才基础。

       与此同时，水产航海科主任一职却迟迟未定。校董会原本属意由校友巫忠远出任，他早年就读于集美学校水产科，因成绩优异，受“成美储金”资助，被选派至日本东京农林省水产专门学校进修，曾在日本递信省甲种远洋航路船担任二副。回国后，先后辗转浙江、天津、福建等地，在水产试验场、水产专科学校任职。但也正因履历出色，巫忠远当时已被任命为福建省政府咨议，兼任科学馆海藻研究院主任及养鱼场主任。

       为争取人才，校董会向省政府去函商请，并拜谒时任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教育厅厅长郑贞文，提出希望聘请巫忠远和同在省政府供职的校友刘施恩、曾广茂来校服务。省政府方面为集美学校求贤若渴的诚意打动，特别准许巫忠远、刘施恩以三分之二工作时间在原单位（省立科学馆、省建设厅）服务，其余工时在集美水产学校任教，且学校无须支付工资。曾广茂则准予辞职，在集校任教。

       1940年1月，巫忠远正式到任，他心挂两头、往来奔波。直至8月，当年一同留日的同窗陈维风响应校主“校友养校”号召，忍痛告别病妻，用一副扁担，挑着行李和年幼的女儿，由广东徒步跋涉十余天赶至大田，接过水产航海科主任的重责大任，职校的领导班子才逐步趋于稳定。

       为夯实教师队伍，陈村牧先后多次到永安、泉州等地考察，了解岗位需求情况，为学校物色、延聘教师。其中不乏履历丰富、业绩突出的管理人才，如集美中学校长戴世龙，他历任同安县府督学、福建省会教育局任督学，曾在省政府就事，又先后出任福建省立师范中学训育主任、蒲田中学校长等职，资历深厚；中学初中部主任杜煌，曾在金门公学、永春公学、省立厦门中学、惠安县立中学、惠安县立简师等校任教导主任、总务主任等职，作为教员，还可兼国文、历史、地理、英文等科目，是一位历练丰富的复合型人才。

抗战期间的陈村牧

荣誉、尊重与关爱：让学校成为教师“第二个家”

        在延请名师的同时，集美学校更注重运用精神激励因素，使教师身处于温馨和谐、尊师重道的环境氛围中，从而对学校滋生出深厚的情感羁绊，真正做到“以校为家”。

       1938年，集美中学国文教员温树校（字伯夏）因肠炎离世。这是一位博学多识、充满浪漫情怀的青年诗人，随校内迁时，曾以“天风料峭吹我衣，回首独舒千里目”的乐观精神激励了无数师生。噩耗传来，全校师生心痛不已。学校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在《集美周刊》发布《追悼温伯夏先生特辑》，以寄托哀思。念其遗孤年纪尚幼，校董会特设立教育基金，为其后人成长提供保障。在整个内迁期间，学校对不幸病故的林醒民、陈朝内、任克诚等几位教师，都给予了妥善抚恤。这些充满人情味的真诚关怀，也令客居异乡的教师们，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与慰藉。

       正因如此，许多教师半生耕耘，始终不曾离开集校。1943年，10位在学校服务十年以上的教师一同合影，为这段艰难岁月留下纪念。10人中，资历最久的是英语教员陈大弼，他自1918年中学创办即在校服务，教龄已达25年。当年10月21日，在欢庆校主七秩寿辰、集校成立30周年的喜悦时刻，学校为这位多年来兢兢业业、诲人不倦的“创校元老”举办了“执教25周年庆祝大会”。校董会向其颁赠了“良师兴国”巨型宝鼎一座，并给予其两万元现金奖励。

       荣誉之外，资深教师还享有特殊优待。学校规定：在本校服务20年以上教师有卓著劳绩者，可被校董会选聘为咨询委员；在校连续25年以上的教职工，可以休假1年，休假期间可以到外地考察，如仍在校任职可得双薪。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也成为众多良师自愿扎根集校的因素之一。

       内迁8年中，集美学校坚持“选育管用”相结合，以真心真情招揽、留住人才，打造了一支学识出众、品格健全、意志坚定的教师队伍。他们始终坚守初心，与学校一道走过艰难竭蹶的烽火岁月，使集美学校在战火中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集美学校在校服务十年以上教职员合影（194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