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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翻译家罗新璋

发布时间:2022/03/18作者:邓郁来源:选载自《南方人物周刊》点击量:5857鹭风报1553期04版 人物

“傅译传人”

        2022年2月22日下午,翻译家、《红与黑》经典中译本作者罗新璋因病离世,终年85岁。

       在法国文学翻译界,罗新璋不属于最耀眼和著作等身的译者,但圈内人都称,他只要出手,皆为精品,其简洁古雅的译文颇有傅雷之风,被誉为“傅译传人”。

       罗译《红与黑》迄今被多家出版社一版再版,达四十多个版本。罗新璋主编的《翻译论集》和《古文大略》也给后世留下丰厚和精当的学术遗产。而更令人们感怀的,还有罗新璋近乎极致的严谨、令人莞尔的幽默、对后辈与友人的情深意切。


“化傅为我”

        翻译家施康强在《后傅雷时代》一文中曾说,他们这一代的法国文学翻译家,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

       这当中,罗新璋的表现更为特别。

       在北大上学时,他读了傅译作品,惊为天人,便将傅雷译作全部研究了一遍。

    “傅雷对翻译的要求是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讲究色彩变化,而且他讲究用字不重复。伏尔泰有一句话:Il y a du divin dans une puce;傅雷译成‘一虱之微,亦有神明’,这‘之微’两字加得好,反衬(神明)至大。”罗新璋总结。

       他极爱傅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大二看了第一卷原文,接着顺下去,从中文看全书,“相见恨晚”。傅雷在此书中融进了自己的朝气与生命激情,克里斯朵夫雄强的个性,也对自认“性格偏弱”的罗新璋形成很大的激励,觉出“尤其在青年时代,宜于培养一种崇尚坚忍的斯多葛精神(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强调人要把痛苦视为人生的一部分,必须直面并且克服这些痛苦)”。

       毕业后他工作的国际书店,前院办公,后院就是宿舍。他定出一张作息表,保证一星期40小时纯学习时间,四年不看电影不看戏,“有所为就只能有所不为”。

       法语逻辑缜密,语法复杂。翻译家郑克鲁当时是从背诵2.6万个生词的《法汉词典》开始入门。罗新璋的自学法,则是——抄。

       9个月里,他抄完了傅雷翻译的《高老头》,整部《约翰·克利斯朵夫》、两篇梅里美、五本巴尔扎克,且是把傅译的中文写在原文的字里行间,一一对照品读。傅雷在1949年后译有274万字,罗新璋足足抄了254万字。抄《约翰·克利斯朵夫》前,他理了个发,下了决心,“灭此朝食”,等全书抄毕,两个半月,头发已长得像囚犯。

       罗新璋曾说,有时看了下一句法文,回头看傅雷的译法,好像是从自己脑子里迸出来一般。抄写期间,《世界文学》杂志约他翻一篇八千字的小说,他三晚就完成了。用香港翻译学会会长、学者金圣华的话来说,这正如“‘观千剑则晓剑,读千赋则善赋’,说‘傅译传人’,世界上不作第二人想,唯有罗新璋才当得起”。

       1962年底,罗新璋拟信把翻译上的疑难困惑向傅雷请教。次年1月初誊写寄出,傅雷两天后就回了信,提出:“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要求将原作化为我有,方能谈到迻译。

       金圣华回忆,她准备有关傅雷的博士论文时,从傅聪傅敏兄弟那里得到很多宝贵的一手资料、手稿。再版《傅雷家书》时,他们托付她把其中的法文和英文信函翻成中文。“罗新璋把傅雷先生和罗曼·罗兰的信件也翻成中文。我心里感觉,他才是翻译傅雷家书最棒的人选。我们算是研究傅雷的同道中人,但他跟我之间绝对没有同行如敌我的排挤、猜忌,反而是终生的默契、尊重和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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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求生

        抄写“傅译”,不只是一个学子自我造血的传奇,也是他面对人间不公的某种抵抗。

       1957年秋,罗新璋从北大西语系毕业时,正遇上“反右”,原本他和德文专业的樊益佑一道被分配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因樊成了右派,出版单位不能去,上头草草了事,就把两人一起派去国际书店。主要的工作是汇集和核对全国各地的订书订单,再统一寄给外国经销商。

        西语系和国际书店说明情况,希望调整;法语教研室主任郭麟阁推荐罗新璋去商务印书馆,商务要,但书店不肯放。同学柳鸣九对罗新璋说,只好靠自己努力,将来叫社会承认吧!

       1963年,罗新璋父亲去世,他微薄的薪水要养六个人,实在力不从心。为节省京沪两地开支,他申请调回上海,书店依然不准。人事处后来还通知有关出版部门,勿发表罗新璋的译稿。多年后,罗新璋和中法同文书舍创始人朱穆说起这段“阳光永远也照不进来”的往事,依然愤愤不平。

       直到后来对外刊物《中国文学》筹备法文版,罗新璋调入外文局,去这本杂志做编辑,命运才见转机。然而每每读到黄景仁的诗“汝辈何知吾自悔,枉抛心力作诗人”,仍有“劲儿没使对”的感触。

       在《中国文学》他工作了17年,把中国文学的经典译成法文,后期担任编委和法文组组长,看似“稳定上升”。但在和金圣华对谈时,他自认“中国法文到法国法文,这一关过不了。光靠努力,还不够,缺少环境,先天不足”。

       金圣华认为,这样的认知,关乎翻译的本质。

       “外界似乎有种观点,一个人可以两种语言双向翻译,才是大翻译家,实则不然。目前在翻译界,中译外基本还是由那些汉学家来完成。像杨宪益夫妇翻译《红楼梦》是双剑合璧,妻子戴乃迭是英国人。因为翻译是件极其艰苦和困难的事情,除非你在双语环境长大。依靠后天学习所得,在某些点上仍然无法完全涵盖翻译中遇到的问题。罗新璋清楚地知道,自己法译中的高度远远超过中译法。他这样认识自己,除了他谦逊的美德,要求完美,也是因为他透彻地了解翻译的本质。”

       1981年,罗新璋总算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拜访钱锺书时,罗新璋说,搞了17年翻译,结果走得还很不愉快(外文局不肯放);钱锺书答,(1950到1960年代)他也搞了17年翻译,建议罗新璋好好翻几本自己喜欢的书。

       于是,从莫洛亚的《栗树下的晚餐》开始,到法国中世纪作品《列那狐的故事》《特利斯当与伊瑟》,罗新璋终于在知天命之年,启动了法译中的事业,还以一己之力校订了二十卷《傅雷译文集》。


对“归化派”的争议

       1992年,罗新璋接受浙江文艺出版社邀约,着手翻译《红与黑》。试稿的几个月,他觉得上班回来译书,进度太慢,遂调整为每日凌晨4到7点潜心译书,无任何干扰——这每每让至交施康强赞叹不已。

        公家书,不便做记号,罗新璋每天就翻千把字。细细读,重在领悟,不认得的字字典也不查了,脑子里边看边翻,有时凭imagination et fantaisie(奇思遐想)能得意外句;“(这样做)不好的地方则是意义不确。”

       初稿译了一年,第二年一章一章修改。改时由放而收。“二稿倘或有可取或可译之处,或许得益于清晨平旦之气。”在罗新璋,这已是难得的自诩之辞。

       当时《红与黑》已有赵瑞蕻、罗玉君、郝运和闻家驷等多个译本,且流传甚广。许渊冲的译本也在1993年出版。柳鸣九说:“我生平有一志,只想译出《红与黑》来,但得知他(罗新璋)在翻译后,我心服口服,从此断了这个念想。”

       在世界范围内,直译与意译间的冲突是永恒的争议。反映在《红与黑》的多个译本上,许渊冲、罗新璋等人成了“归化派”的突出代表。得傅雷思想精髓的罗新璋一直牢记:外译中,是将外语译成纯粹之中文,而非外译“外”(译成外国中文)。这点颇深入人心,但他认为文学翻译也是艺术创造,而在翻译上,“精确未必精彩”,则激起了不同的声音。

       另一方面,受利益的驱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市面上外国名著滥译、抄袭现象频出。当时在南京大学外语学院任教的许钧有感于此,希望能铸造一个既科学又艺术的尺度,促成积极健康的理论发展和高质量的译本出现,因而发起了有关《红与黑》中译本的大讨论,不料却激起了一次中国范围最广、影响深远的翻译争鸣。

       在许钧撰写的《是否还有个度的问题》这篇文章里,他指出罗译不拘泥于原文,句子短而句式精,词汇色彩浓烈(有的甚至比较华丽),“朝译夕改,孜孜两年,恐怕有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花在用语‘求工’上。”

       从罗新璋1995年致许渊冲的一封信里,也可见他的心境:

       没有创造力的译文,总没有生命力。生命就是创造,创造,才是生命。“魂归离恨天”,曲终奏雅,译得好,我就没想到。想到,我也会用上。但据许钧说,这句得票等于零!不得票,难道就不好?!求le plaisir du travail bien fait(凡事精益求精),心安理得,自得其乐,可也!


尊  严

        爱听浪漫派的罗新璋,曾经寄给袁莉他录制的傅聪弹奏肖邦的磁带。

        “他在信里提到,今天晚上难得有闲,关灯听音乐。可是他生命中,悠闲的时刻太少,日常的生活太琐碎。”

       在谈及健康、金钱、荣耀和享乐这些问题时,罗新璋告诉袁莉,做学问和做翻译一样,要有才,不仅是才气的才,“傅雷家有四百亩良田,都败光了才培养出一个翻译家和一个钢琴家。”

       虽是笑谈,却也带着一丝生活的苦涩。

       罗新璋的夫人高慧勤是资深日语翻译家。2008年她去世后,罗新璋除了不时和女儿罗嘉见下面,基本是一人独居。袁莉觉得,罗新璋多少是有点受家务所累的。他多次表达过对柳鸣九家中雇有保姆,能够心无旁骛投身翻译的羡慕,还劝袁莉在生子之后也要请保姆,认为这才是明智之举。

       罗新璋喜欢旅行,认为真正的学问要从生活中来,常劝人能走路就不要坐地铁。曾经走路健步如飞,还常跑到年轻人前头,“趁人不备”偷偷抓拍许多张照片。

       以前一到秋天,罗新璋去上海看弟弟,都会找机会和老友们聚会,一起品尝大闸蟹。2017年,罗新璋骑车摔了一跤。再过两年,状况更差,终于请了保姆。

       罗新璋素来欣赏他的好友李恒基。李恒基翻译过法国诗哲阿尔弗雷德·德·维尼的名作《狼之死》,诗中公狼为保护母狼和幼崽,中弹之后,依然保持着坚忍与高傲,不吭一声,默默死去。

       在中青年译者眼中,罗新璋、许渊冲、周克希这一代的老翻译家,坦诚直白,有什么说什么,都是心口如一的谦谦君子,“从来没把自己当专家权威,而是和我们真诚地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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