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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书店: “鲁迅会客厅”与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

发布时间:2021/09/24作者:卢琳绵来源:选摘自《南方人物周刊》点击量:808鹭风报1531期07版 专题

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

       1932年秋天,阿累在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当售票员。一个中午,天气阴冷,他到内山书店躲雨。

       在这家最早引入“开架售书”模式的书店里,他选中了鲁迅译的《毁灭》。此时,“一个矮小而结实的日本中年人”——“同情中国”的内山老板——走了过来。“一块四”阿累买不起。内山似乎看出他的窘迫,熟稔地将咬着烟嘴的鲁迅叫了出来。最终,鲁迅以一银元的低价卖给他两本书。

        这成为内山书店以及内山完造走进中国人视野乃至教科书的经典一幕。内山书店是内山完造夫妇于1917年在上海开设的。从1927到1936年,据《鲁迅日记》,鲁迅出入内山书店512次,内山完造还给鲁迅设了个专座,书店成为鲁迅最后十年的“会客厅”。1936年,鲁迅病逝,最后一封信正是写给内山完造:“老板阁下,很意外,从半夜起又开始哮喘起来……请你给须藤先生打个电话,让他马上来看一下,草草。”

        上世纪80年代末,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铁荣在日本一桥大学见到了中国文学研究专家木山英雄。木山带他去了位于东京神田神保町的日本内山书店。历史上,对清朝留学生进行语言培训的弘文学院、清朝留学生会馆都位于神田区,留学生多达千人,也让神保町书店街诞生了许多汉学研究书店。1935年,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在此开设了日本内山书店。

       书店编辑部主任三浦胜利给张铁荣讲了一个故事:80年代,一个上海的留学生,拉着大箱子到内山书店,表示自己来日留学,不认路,能否把他送到学校去。“教材上阿累的《一面》在那个年代,让学生知道了内山书店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友好单位。这个事说明,内山书店跟年轻一代学生、跟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渊源是特别紧密的。”张铁荣回忆道。

       90年代末,作家刘柠在日本工作,常泡在神保町书店街。一次,他发现了日后即将翻译的内山完造自传《花甲录》,“那本是日本岩波书店的版本,装帧很吸引我,淡雅朴素,非常有文化味,透着历史沧桑,外面有一个含套,书也很厚重。它把我之前读鲁迅的一些零星的记忆,本来都已经沉淀于水底,沉渣似的,又搅动了一把,对鲁迅的一些理解重新激活了。”

       在研究内山完造和书店的学者吕慧君看来,“内山书店在中国跨越了近30个年头,引领了书店业界的革命。从日文书籍的进口到中文进步书籍的代售,中国知识分子从接受国外思想文化到作品被翻译到日本。内山书店完成了从外国文化输入到中国文化输出的历史性跨越。”

       作家、教育家夏丏尊说,“能有这样一位老板,实在是20世纪百年间彼此有过太多不幸的中国和日本的共同之幸。”他写的墓志铭也最能概括内山完造的一生——“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

       距离内山完造在上海开设内山书店,已104年。2021年7月,它回归天津。重现内山书店以及内山完造,不只是对一家百年书店的敬重,更是对中日文化交流的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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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初夏,内山完造与鲁迅在上海内山完造故居


“活中国的姿态”

       1885年1月11日,内山完造出生于日本冈山县后月郡芳井村。那是一个偏远的小村。从山阳本线笠冈站换乘井笠轻铁到终点站井原,再沿着小田川的清流,坐小巴士北行约一里地,才能到达芳井村。他的父亲担任过村长、村会议员,母亲是印章店老板的女儿,生有四男三女,只有内山完造和两个弟弟活了下来。

       这是一个底层少年,贫穷、调皮、不爱学习,热衷在小学幻灯放映会表演饶舌。四年级,家人决议让他放弃学业,赴大阪做买卖。内山心底很高兴,“我对家父一个人独食白米饭而其他人均吃半麦饭这件事不满,如果去大阪奉公,三餐皆食白米饭。平时再苦,也绝不回头,每天都是过节。”

       1913年,内山完造28岁。前一年他刚刚加入基督教,结识了牧野虎次牧师。一天,做完礼拜,牧野问他:“你将来有何打算?”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凭的内山出于本能答道:“我对做买卖已经厌倦了。”

       牧野推荐他到大阪北滨一丁目的参天堂药铺,那里有一个去上海工作的机会。当年3月20日,内山完造乘坐从神户港启程的春日丸赴沪。据他回忆,在东海上,“春日丸宛如一叶扁舟漂来荡去,被波涛抛上抛下,我们被折腾得就像一团古锦一样,软塌塌的。仅一支叫黄浦江的支流便可容纳三千吨的春日丸自由进出,不禁令人对这怪兽一般宏伟的庞然大物再吃一惊。”

       关于中国的野蛮论调,他在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否决。“中国人如何埋头于实际生活,又实际至何种程度。”喝粥一事得以体现,一次前往福州,内山完造旅居在闽江岸的一家旅馆,窗口能看到马路对面的早点,摆满了茶色、白色的粥。天破晓,车夫、轿夫、船夫都起床,熟客们不买,只看,过会散去。等附近的住家买完,粥只剩不到一半。刚刚的车夫们又都围过来了,争先恐后地买粥喝。日日如此,内山完造不由得纳闷:中国人不是向来爱喝热气腾腾的东西吗?他试验了才发现,刚出锅的粥,虽好喝但稀;而冷点的稠粥,才扛得住饿。车夫们是以实用决定生活的。

       到了1935年,内山完造已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这一年他出版了《活中国的姿态》(也称《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他在书中写道,“这个中国来自多年的观察和体会,来自真实而具体的日常生活。”

       鲁迅痛恨那种走马观花的中国观。“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在他看来,内山完造则是实在地生活在各阶级人们当中的。

       关于中国人的论述,1890年,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写了一本《中国人的气质》,这本书对鲁迅影响很深。研究鲁迅的张铁荣认为,“史密斯是一个西方传教士的眼光,自上而下地看中国人,内山完造《活中国的姿态》,是以一种平视的眼光看中国。”


“转运站”

       1917年,内山夫妇在北四川路余庆坊弄口旁的魏盛里(现四川北路1881弄)开设了内山书店。

       内山完造创设书店的想法来自妻子内山美喜子。他一贯认为日本妇女受男性压迫的根本在于经济不独立,“人之所以为人,其被称为人格的根本条件是能够创造自立的生活。”所以他盘下了一个小书店,用空了的啤酒箱和木纸板做了一个两层的简易书架,让同为基督教徒的妻子卖《赞美诗》《圣经》等书籍。

       此时中国正值新文化运动的发韧期,新思潮需要大量的文学和思想营养。加上上海日侨及留日归国知识分子的增加,内山完造开始销售日文书籍。先是日本留学青年,再到各种各样的青年知识分子,内山书店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光顾。

       学者吕慧君发现,到1937年,内山书店一年的书籍销售量达10万册。“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等,即是在日本接受了近代的新思想。中国新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社团之一创造社成员为清一色的日本留学归来者,后来成为与日本新文学对话的主存在。1927年鲁迅的加入壮大了中国左翼文学,这一切几乎与内山书店密不可分。”

       “这是一种文化革命式的洗礼风暴,身在上海的内山完造,其实也不能外化于这样的一种巨大力量,新的思潮肯定会反映在书店经营之中。他作为一个非常资深的商人,肯定会观察、感受到中国一种社会思潮的嬗变。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整个社会对左翼思潮的倾斜,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内心的一种选择。”刘柠说,“但当时中国缺少这样的读物,所以说,日本书店和日本读物,实际上成了中国一代甚至几代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个转运站。”

       除了书籍,还有对谈。内山完造在书店进出口处摆了两个石库门(对开折合门),又在店里放了一张圆桌,四周摆了几张长椅,“这就是所谓的聊天场所。”1922年,内山书店开始成为中日文化人士的谈话场所,所谓“文艺漫谈会”。日本雕塑家奥田杏花称,“在内山书店堆积书的地方,每天从早到晚参加座谈会……通常是两人开始,随后增加至五人、八人,最后大家围坐着畅谈起来。”据1955年内山完造《老朋友》一文,当时,欧阳予倩、田汉、郁达夫、谢六逸、傅彦良、王独清、郑伯奇、唐槐秋、陶晶孙与多位日本友人组建了文艺漫谈会,经常在店里喝着粗茶漫谈。内山完造也发挥儿时在教会习得的演讲技能,参与谈话。


内山完造与鲁迅

       1927年,鲁迅走进了内山书店。

       据内山书店的员工王宝良回忆,那是一个没有其他顾客的下午。“从外面进来一个人,穿一件竹布长衫,脚上穿一双白色的橡皮底鞋子”,闷声不响买了五十多元的书,这个数目已经超过内山书店一天的营业额。

       内山完造对鲁迅的初期印象是:每次吸着香烟喷云吐雾而来,选书、买书,然后喷云驾雾而去,“来去都有种飘飘然的感觉,从未煞有介事地自我介绍……视野里开始经常出现一个穿着蓝色长衫,个子不高,走路很特别,鼻子底下留着黑色胡须,眼神清亮,虽然身形单薄却让人无法忽视的人,这个人每次都带几个朋友一块儿到书店来。”

       《内山完造与鲁迅的友谊》一文中,鲁迅之子周海婴回忆幼年在内山书店的光景,进门东、西、北三面是顶天花板的书架,“书架顶上房顶,每排每架,满满当当,丝毫不就空隙。”内山书店实行开架制,读者自行选读;中间设了新书台,陈列近期书刊。周海婴到书店后,总爬上木架高梯,俯瞰书店,“俨然成了一个盖世英雄”。

       对于朋友,内山也竭尽所能地施予帮助。在《我的朋友鲁迅》一书中,很明显能够看出他对鲁迅的多次营救。除了鲁迅之外,内山完造也庇佑了非常多进步人士。

       在上世纪波诡云谲的中日关系中,内山完造始终反对战争,“战争的暴发户靠的是欺负弱者,大抵不是掠夺中国人的暴富者,便是侵占日本军费的暴富者。事实上那些人连一步也没有走出封建日本、野蛮日本的架构。”

07-2.jpg1956年,内山完造在日本接待以梅兰芳为首的中国京剧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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