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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心——忆父母亲黄瑞成与林向荣

发布时间:2021/06/11作者:黄家正来源:点击量:3337鹭风报1516期03版 人物

       父亲黄瑞成(1920-1972)与母亲林向荣(1921-1969)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侨居马来亚十年许,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国并先后加入中共闽西南地下党组织。缘于命运赋予的“侨”与“中共党员”这两个特殊印记所左右,他们的一生跌宕起伏。在共和国建国初期艰苦创业的历程中,父母亲虽仅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20年左右,但他们的为人处世和对我们兄弟的言传身教,彰显出归侨党员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诚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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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怀乡国 逆境中觅光明 

       父母亲出生于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年轻时为了躲避日寇铁蹄的践踏,辍学离乡赴马来亚投亲靠友。在寄人篱下的异国他乡,除了千方百计谋求生计外,他们深怀乡情,心系祖国的安危,加入当地进步组织,积极参与抗日斗争和声援祖国反内战等活动。 

       母亲是陪外祖母到马六甲投靠大舅父的。那些年,她先就读于马六甲华校培德简易师范学校,毕业后当过卷烟厂女工、报社校对员和小学教员等。工作之余积极参加“马共”领导下的妇女互助会、青年联合会的活动。父亲则是随从兄赴马六甲谋生,在亲友帮助下,担任过橡胶园管理员、商店及公司会计和“马共”领导下的马六甲职工总会的座办。期间,他参与当地拥护陈嘉庚先生、支持南侨总会筹赈祖国抗战以及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国驻军中国和反对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杀害闻一多和李公朴等进步人士等活动,先后任马来亚华侨抗日后援会小队长、马六甲州解放人民委员会总务处文书、店员互助会执委、新民主青年团副总务、马六甲中国民主同盟筹备工作副宣传、马六甲华侨促进祖国民主大同盟副总务等职。 

       1947年初,因为祖母去世,父亲与母亲结婚并携外祖母回国定居于厦门曾厝垵仓里社“红楼”。当时的祖国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经介绍,母亲于何厝岭兜村务本小学任教。1948年,父亲被租驻我家“红楼”为校舍的“国立第一侨民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侨师”)聘任为总务处职员。

       侨师系陈嘉庚先生为国外华文学校培养、输送师资考虑,多次反复向国民政府倡议,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出资于1941年在闽西长汀创办的。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初迁驻“红楼”。该校“自系家境贫寒而资禀优秀之学子为多”,师生渴求民主、自由和进步,富有斗争精神,备受地下党组织的关注。1947年,闽中、闽西南和城工部三个地下党组织相继在校内发展成员并成立党支部。在与侨师进步师生的接触过程中,父亲在海外的经历促使他很快接受进步思想的宣传和教育。1948年9月,经地下党组织的了解考察,父亲被中共闽西南地下党侨师支部吸收入党。次年6月,母亲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父亲以侨师职员和“红楼”业主之一的身份为掩护,提供住所作为支部与在港全国学联、地下党领导传递党的文件和革命理论刊物的秘密通讯据点;接收、保管地下党组织学习资料,配合侨师学生办好农村夜校;向农村群众进行反抓丁、反饥饿、反内战宣传,布置对国民党军政机关在厦军事布防、公路交通及物资仓库、电讯等设施状况进行调查等工作。历任侨师党支部农民委员、支部书记(第六任)。1949年7月,侨师接通知停办,根据上级布置,侨师党支部与厦大党组织成立混合支部,父亲任宣传委员,负责联系原侨师支部党员和工农支部活动。厦门解放的第二天,父亲找到闽南地委派驻厦门的领导,会同厦大党员汇报了坚持在厦门地下斗争的组织情况和所属党员名单,并办理好组织关系交接手续。1949年11月,我的父亲和母亲被组织安排为农村工作队队员,参加厦港区土改工作,正式入伍。


严于律己 认真履职尽责

       农村基层的土地改革和民主建政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父亲、母亲牢记共产党员的职责,全身投入其中,组织发动群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父亲任过厦港区副区长、曾塔乡乡长、禾山区副区长等职。1951年7月调厦门市委统战部。母亲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要为我们这个人口逐渐增加、有老有小的家庭操劳。她日夜跑基层、赶夜路,超时工作是家常便饭,并且经常要利用休息时间回湖边社,关照在那里的外祖母和二弟。她无法掌握自己的作息时间和保证饮食营养,身体逐渐虚弱乃至患上肺结核。母亲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任过禾山区委工作队队员和区妇联干事、副主任、主任;1954年初调任市妇联组织部长、办公室主任。

       在全国上下齐心协力,为摆脱“一穷二白”面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大干快上的年代,父母亲积极参与审干、反右、四清、社教等各项政治运动,认真学习,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母亲因病于1954年和1961年两次住院治疗与在家休息。她十分感激组织上对她的关心、照顾,尽量争取时间多干一些工作。她常说:“因为自己的病,公家在我身上不知花了多少钱,假如在旧社会,我这条命早就报销了。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才有我的存在。我愿意死在工作岗位上,不愿死在病床上。”因此,身体稍有恢复,母亲就坚持上班。不能下基层跑外勤,她就认真仔细做好机关后勤工作。 

       社会主义建设日新月异,父亲历任市委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市民政局副局长、市交际处副处长、市房管处副处长、市建设局副局长等。其中,1956年还参加由陈嘉庚先生建议、国家批建的鹰厦铁路建设,任龙溪工区民工大队第七中队中队长兼大队党委委员。1957年底兼任厦门市侨联第四届秘书长与市侨联第五、第六、第七届副主席兼秘书长。1962年12月,父亲调任市侨务局副局长,即全身心投入到为侨服务的工作中。他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原则,严格执行“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侨务政策。

       作为市侨联领导班子正副主席中唯一的中共党员,他注意联系、关心、团结侨界同仁,尊重、支持颜西岳主席等一批老侨领开展工作,听取他们意见建议,反映侨胞的心声;与颜西岳、陈应龙、白碧云、黄绿萍、杨锦全等侨界代表建立较深厚的友情;参与华侨新村、华侨大厦、亚热带植物引种园等侨联支持兴办项目的管理和协调,为原华侨中学董事会副董事长之一;协同相关部门认真做好海外排华来厦侨胞的接待、安置等工作。1958年和1960年,父亲两次被选为代表参加厦门市第二次、第三次“党代会”,1964年被特邀为厦门市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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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成(后排左三)与当时市委统战部施耀部长(前排左三)、张其华副部部长(前排右二)、市侨联颜西岳主席(后排左二)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原市工人文化宫前


厄运临身 亦显赤诚之心

       席卷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击了我们家,父母带着我们经受了这场大动荡的冲击。因为家庭出身、旅居海外与参加地下工作等诸多因素和众所周知的缘故,父亲受到群众批斗和组织隔离审查等不公对待,但他始终相信群众,相信组织,尽力配合。在1967年11月29日从学习班写给母亲的信中,他坦然地表示“每个干部都要经受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进行思想改造,世界观改造”,要正确对待组织的审查。父亲的遭遇,强烈冲击着母亲的身心健康,特别是当我和三个弟弟相继离家上山下乡,远赴闽西插队务农后,精神上的压力和对我们的担忧牵挂,使得长期重病缠身、心力憔悴的母亲彻底崩溃了。在我泪别家乡,插队武平象洞公社的第八天——1969年11月1日晚,母亲与世长辞,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闻知母亲逝世的消息,我们兄弟万分难过,为没能在生前好好伺候、辞世时也未能陪伴在她身边感到深深的内疚和不安。唯一能安慰的是,母亲临终前,父亲能陪伴在她身边,并在我们兄弟赶回厦门前办妥了她的后事。父亲虽悲痛万分,却仍在11月3日的信中开导我们:“(你们母亲)一生经过四十八个春秋,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参加革命二十年。她是乐观主义者,整整同病魔斗争了十七年,这十七年也是托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福,在党的关怀下过来的,党和人民给予了她无尽的关心和照顾。但是她不能更多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这是她的遗憾。”希望我“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弥补你妈妈的遗憾。” 

       1969年10月底,组织上结束了对父亲的审查,恢复了其党的组织关系。在10月29日信中,他高兴地告诉母亲“感谢组织上和同志们对我的教育帮助,使我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有一定提高。今后我将以毕生的时间为党和人民革命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以赎前愆。”12月初,父亲怀着对组织上恢复其党籍的感激之情和继续努力改造世界观的决心,经组织批准,作为厦门市第一批下放干部,带着年过八十的外祖母和仍在上中学的五弟来到闽西农村,与我们一起为山区建设努力。

       然而,历史的变幻不以我们的意念而转移,意料不到的灾难又降临到我们这个饱经风霜的家庭。1971年1月,厦门市革命委员会政治处对父亲做出了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这对父亲无疑又是个晴天霹雳的打击。对于这个处分,父亲没有让我们知晓,而是独自默默地承受这一不公处分带来的精神负担和外来影响。他多次递交书面报告,除了对结论中与事实不符的问题进行申辩外,还表明自己正确对待处分的态度,并请求组织实事求是地给予处理。在未获组织答复的情况下,他仍然照常参加学习、劳动,关心照顾插队知青的生活和劳动。在1972年4月的来信中,他要求我要“认真学习,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做出更大成绩,为社会主义争光,为毛主席争光”。 

       精神上的摧残强烈地冲击着原本身体不错的父亲。1972年初,他身体不适回厦治疗,最终还是因癌细胞转移,治疗无效于11月27日逝世。与母亲相同,父亲也是带着遗憾,悄然地走完了他人生的52个春秋。

       阅读了父母亲遗留下的文字材料,我们兄弟才真正了解父亲和母亲艰辛的一生,感受到他们的心声。在父亲生前多处呈送各级相关部门报告(底稿)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朴实而诚挚的中国心。秉承父亲的遗愿,我们兄弟持续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为父亲恢复名誉。经过努力,中共厦门市委分别于1973年、1980年和1985年先后三次发文,撤销了“文革”期间对父亲的错误处理。

       恰逢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谨呈父母亲的一片真情,让我们记住这永远的侨心和共产党员的不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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