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庆（1869-1957），字梦琴，祖籍福建省海澄县（今厦门市海沧区鳌冠村）。在新加坡，他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立法委员、教育家、名医，一位开创华人社会改革运动的先驱，一位活跃于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的新加坡与中国的、集中西文化源流于一身的划时代的人物。

       林文庆与陈嘉庚的交往非同一般。陈嘉庚尊他为“树胶种植之父”。他们以开拓橡胶行业、剪辫子、追随孙中山干革命、鼓吹改革华人社会、唤起侨生的祖国观念和中华民族意识为“缘”，早在1906年或更早就已相识和交往，进而成为挚友。林文庆对陈嘉庚可谓披肝沥胆，他亦理解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的远大抱负。

       1921年，厦门大学开校伊始，校长邓萃英辞职北上。陈嘉庚急电林文庆，聘任他为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接电即从新加坡动身回国。7月4日抵达厦门的当天晚上，林文庆就与师生见面，表示要把厦门大学办成生机勃勃而不是死气沉沉、实实在在而不是空有其名的真正的大学。1937年，陈嘉庚将厦大献给政府改为国立，林文庆随即将执掌了16年的校长权责交卸。

       这16年，厦门大学度过了陈嘉庚独资支撑、筚路篮缕的私立时期。其时，中国正处内忧外患、学潮不断的多事之秋，又是陈嘉庚公司由鼎盛至江河日下、学校经费由每年数十万至上百万元到每年2-3万元都难以筹措的艰难时期。尽管如此，林文庆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为厦门大学打下了“南方之强”的坚实基础。此后，厦门大学历经政府公立、国家重点，综合性大学的类别不变、校名不改、校址依旧，一路凯歌，以迄于今，跻身国家一流名牌大学，成为首开中国高校在海外创办分校之先例。

厦大是“中国生物学家摇篮”

       1986年夏，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一位博士研究生来到厦门大学，校长办公室和外事办安排他与我见面。他为作博士论文《中国近代生物学发展史》而来，他要我谈谈厦大校长林文庆及其与陈嘉庚的关系，他们办学的宗旨、目标、特点以及师资来源、设施配备。他说，在查阅文献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中国的许多生物学家不是二三十年代厦大的教师，就是那个时期的学生，可以说厦门大学是中国近代生物学家的摇篮。

       这位白人准博士说得没错。有“老厦大”何厉生先生（1897-1996）的回忆可佐证。何先生是我住厦大国光楼时的邻居，浙江人，1928年来厦大，曾在林文庆、萨本栋及汪德耀相继担任校长期间，任秘书襄理、校长办公室文书主任、《厦大周刊》委员。1984年8月，我对他进行过专访，87岁的他，记性很好，谈起厦大私立时期的人与事，如数家珍。他说，陈嘉庚办厦大管经费，要求办成一流的大学。林文庆校长负责管理学校。陈嘉庚出钱，说到做到，从不拖欠员工薪水。他在厦门开元路陈嘉庚公司分行设集通银号，向厦大提供经费。每月月中，准时发薪，分文不欠。集通号经理是孙国栋。林文庆掌管校政，一是网罗人才，优待教师，二是非常重视科研。

       林校长曾邀聘德国生物专家何博理和秉志（农山）同一时期来任教，为厦大生物系创建的功绩影响深远。厦大每年暑期都举行生物科学讲习会，到会的国内学者和本省中学生物课教师，多达几百人。那些活动都是由理学院院长、生物学教授陈子英主办。这个学院培养了不少一流的专家。秉志是前清举人，北大毕业，留学英、美的博士，是动物学教授，他要助手、经费，林校长都给。他与陈子英，还有助教伍献文每年带队去福建沿海或东沙、西沙、南沙采集标本，做实验。标本有三万多件，其中“陈嘉庚水母”“林文庆海参”“陈嘉庚鱼”（文昌鱼）是当时倍受国内外科学界重视的著名生物标本，是秉志、陈子英带队采集和研究的成果，是陈嘉庚和林文庆提倡和支持才取得的成绩。吴学文是秉志带出来的学生，林校长非常赏识。海洋生物研究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那时厦大还是海洋生物标本供应站，向全国高校、中学提供科研、教学所需的标本。

       约于1984年，我曾拜访过生物系老教工刘聚星先生，厦大每年暑假的生物科学讲习会，他多次参与做后勤。他讲述当时学者师生南腔北调、成群结队、采集标本、探讨学问的盛况时，兴味盎然，竖起大拇指赞叹不已：“这都是林文庆校长带出来的！”

       何先生说，当年应聘的还有孙贵定，他是无锡人，英国爱登堡大学教育学博士，任教育学院院长，成绩斐然，著名学者刘继伯即出其门下；郑德坤是历史系讲师，燕京大学毕业，他在古生物研究方面贡献突出；商学院由陈灿主持，也办得很出色；化学系的刘树杞很有名，曾是代校长；戴密微是瑞士人，哲学家，培养了多名高材生；同安人余青松，是气象学专家，后来是南京天文台的创建人；美学教授姜立夫，以及朱谦之、来德、钟心煊、沈兼士、顾颉刚、孙伏园、林语堂等著名教授也都纷纷应聘来任教。杨克纯是杨振宁的父亲，是名教授。

       厦大私立时期设4个学院24个系，培养12届毕业生，共636人。伍献文、曾呈奎、方宗熙、顾瑞岩、卢嘉锡、蔡启瑞都是那时的校友，后来也成了著名学者、科学家。

“老厦大”何厉生忆林文庆

       根据我1984年8月26日、9月2日的专访及何厉生先生8月29日亲笔信整理：

       我来厦大到现在56年了，今年87岁，脑子还行，不糊涂。最感伤心的是文革期间，造反派用板车把我几十年保存的《厦大周刊》等资料全部抄走了。年老了，虽说不糊涂，但能记得起来的事毕竟不多了。

       林校长的第一任妻子是黄乃裳的女儿黄端琼（1905年去世）。在厦大时，是第二任妻子殷碧霞（殷承宗是她的内侄）与他生活在一起。林校长的三子林可能、四子林可聊当时也在厦大工作。林可能（英国爱登堡大学文科硕士及商业学学士）任经济学副教授，是有真才实学的。林可聊任英文讲师，他英语很好，但对教书不感兴趣，说教英文“无聊”，常跑到厦港，和那一带的年轻人混在一起，当时有人在背后说他是个流氓头。

       林校长的长子林可胜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医生和医学专家，他在国外时收入也是很高的，但他放弃了，当时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他来过厦门几次，非常朴实，其貌不扬，日本人特别敬重他。他也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

       林校长月薪国币五百元。他在新加坡赚的钱更多，诊病不开药方，是“参商”，一次可收叻币好几百元。他因医术和人品俱佳，倍受人们尊敬，更有地位。他十分崇敬校主陈嘉庚。校主请他来当厦大校长，一封电报过去，他就来了。陈嘉庚为办学校，倾家荡产，林校长也一样，陈嘉庚困难时，他非但不拿薪水，还从海外拿钱来花在学校，而且从不后悔。他说，为改变中国教育的落后状况，必须有许多人做出牺牲。校主的牺牲太大了，连他的子孙都跟着做出牺牲了。校主和他相约：“为教育事业，我做到八十岁，你也做到八十岁。”

       林校长是从英文学四书五经的。他习惯用英文写文章和演讲稿。他的普通话讲得很好，中文会看，写就不行。我写好的文稿要念给他听。但他接到校主的信，会立即回。他自己写信很简单，从左边起，直写。他用中文签字。他翻译屈原的《离骚》，外国人懂得这本书是从他的英文译本。后来他还作《离骚》体英文诗。

       他毕竟是从小受英文教育的，平时多穿西服，一副英国人的派头，即使着中式服饰，出门也不离手杖。实际上他的生活、思想和行为方式，都是中西合璧的。他没有校长架子，不用专门的汽船和汽车，每天从鼓浪屿笔架山住家，走路到龙头，乘渡轮过来。八点上班，从不迟到。他的办公室在生物馆顶楼上。课间，他要我和他一起跑步。会客厅里挂了许多字画、牌匾等宝贝。他生活很节俭，偶尔吸吸雪茄烟。有要好朋友从国外来，例如英国工党某主要人物来访，他自己掏腰包请客。

       他对校庆、运动会，很重视，但从不设宴。每到这样的集会，他都要穿上兰缎绣花长袍，戴博士帽。每次开会他都要讲孔子，讲校主陈嘉庚、二校主陈敬贤（大厅里挂他们的像），或讲“映雪”“囊萤”。鲁迅骂他：孔子都打倒了，还满口孔子！那时的鲁迅不可能理解陈嘉庚和林文庆。黄炎培就不同。

       他平时不发脾气，但发现学生在厕所里乱写，非常气，要求查，说查到要开除。结果查不到，没有人被开除。他经常检查厕所、阴沟，认为这是重要的，看这些就知道学校情况之一般。

       林校长和陈嘉庚治理学校还有一点是非常一致的，那就是认为学生的职责是专心读书，反对学生参与政治，闹学潮。厦大学风朴素，好学勤读、好体育运动，这是林校长提倡而形成了风气。

       当时厦大的设备在全国私立大学中是属一流的，图书非常丰富。陈嘉庚不怕在这些方面花钱，对林校长是有求必应。集美楼底层满满的都是书，有七八万册之多。

       厦大移交时，教育部派一位专员和萨本栋同来。林校长不相信腐败的政府他们能办好厦大。移交一个多月后，因厦门已属前线，就内迁，那时他便去南洋了。

       林校长有一次星期六下班后去跳舞，晚上回到家，发现支票和印子都丢了，被太太殷碧霞碰钉。他的太太不喜欢他去跳舞。原来，他将皮夹子丢在办公室门口。星期一他来上班时，我把皮夹子交给他，他很高兴，请我全家到他家吃饭。

       他家有一座约30公分高的小铜钟，坐下来要吃饭时，他先敲钟，表示敬重。也有钟鸣鼎食之意。

校牌的字引争议

        1993年春，我应约到厦大逸夫楼拜会新加坡古稀老人陈水俊先生。陈先生，南安人，仍保留中国国籍，年轻时曾响应陈嘉庚先生支援祖国抗战的号召，在槟城参加筹赈活动，仰慕陈嘉庚的人品与业绩，并以为做人处世的楷模。他于1980年在北京设立“振兴中华科学教育基金会”，资助青年学子出国留学，并捐助家乡学校。他知道我毕业于厦大，留校教过书，一见如故，在招呼我落坐时，情绪开始激动，说话的声调越来越高。他说：“我怀念嘉庚先生，每次到厦门，总想住厦大，好好看一看厦大，但每次一看到厦大的校牌我就生气，越看越气愤，越想越不能容忍！‘厦门大学’四个字，难道林文庆校长没有写过？难道校主嘉庚先生没有写过？鲁迅在厦大才几个月，他对厦大的贡献超过陈嘉庚？超过林文庆？在厦门大学的校园里，竟然见不到林文庆的雕像、画像或照片，也没有他的手迹或任何有纪念意义的东西。这是为什么？这样公道吗？” 

       其实，2005年、2008年，厦大校园相继有文庆亭和林文庆雕像，可兹纪念了。为百年校庆，厦门大学报出版的特刊以《筚路蓝缕 创业多艰》为题，概述私立时期的艰难历程，肯定校长劳苦功高：“在校主陈嘉庚的诚挚相托与绝对信任下，林文庆呕心沥血、领导厦大克服重重困难，逐渐稳定地朝正规而理想的现代大学模式发展……为厦大日后成为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奠定了重要根基。”

       校牌上“厦门大学”四个字，是1950年，陈三畏先生应王亚南校长之嘱，找鲁迅的字拼凑而成的。陈先生家住大生里厦大教工宿舍，我曾上门讨教书法，却不知探究校牌用字的来龙去脉，如今悔之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