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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庆二三事

发布时间:2021/05/14作者:陈毅明来源:点击量:3787鹭风报1512期03版 人物

       林文庆(1869-1957),字梦琴,祖籍福建省海澄县(今厦门市海沧区鳌冠村)。在新加坡,他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立法委员、教育家、名医,一位开创华人社会改革运动的先驱,一位活跃于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的新加坡与中国的、集中西文化源流于一身的划时代的人物。

       林文庆与陈嘉庚的交往非同一般。陈嘉庚尊他为“树胶种植之父”。他们以开拓橡胶行业、剪辫子、追随孙中山干革命、鼓吹改革华人社会、唤起侨生的祖国观念和中华民族意识为“缘”,早在1906年或更早就已相识和交往,进而成为挚友。林文庆对陈嘉庚可谓披肝沥胆,他亦理解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的远大抱负。

       1921年,厦门大学开校伊始,校长邓萃英辞职北上。陈嘉庚急电林文庆,聘任他为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接电即从新加坡动身回国。7月4日抵达厦门的当天晚上,林文庆就与师生见面,表示要把厦门大学办成生机勃勃而不是死气沉沉、实实在在而不是空有其名的真正的大学。1937年,陈嘉庚将厦大献给政府改为国立,林文庆随即将执掌了16年的校长权责交卸。

       这16年,厦门大学度过了陈嘉庚独资支撑、筚路篮缕的私立时期。其时,中国正处内忧外患、学潮不断的多事之秋,又是陈嘉庚公司由鼎盛至江河日下、学校经费由每年数十万至上百万元到每年2-3万元都难以筹措的艰难时期。尽管如此,林文庆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为厦门大学打下了“南方之强”的坚实基础。此后,厦门大学历经政府公立、国家重点,综合性大学的类别不变、校名不改、校址依旧,一路凯歌,以迄于今,跻身国家一流名牌大学,成为首开中国高校在海外创办分校之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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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是“中国生物学家摇篮”

       1986年夏,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一位博士研究生来到厦门大学,校长办公室和外事办安排他与我见面。他为作博士论文《中国近代生物学发展史》而来,他要我谈谈厦大校长林文庆及其与陈嘉庚的关系,他们办学的宗旨、目标、特点以及师资来源、设施配备。他说,在查阅文献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中国的许多生物学家不是二三十年代厦大的教师,就是那个时期的学生,可以说厦门大学是中国近代生物学家的摇篮。

       这位白人准博士说得没错。有“老厦大”何厉生先生(1897-1996)的回忆可佐证。何先生是我住厦大国光楼时的邻居,浙江人,1928年来厦大,曾在林文庆、萨本栋及汪德耀相继担任校长期间,任秘书襄理、校长办公室文书主任、《厦大周刊》委员。1984年8月,我对他进行过专访,87岁的他,记性很好,谈起厦大私立时期的人与事,如数家珍。他说,陈嘉庚办厦大管经费,要求办成一流的大学。林文庆校长负责管理学校。陈嘉庚出钱,说到做到,从不拖欠员工薪水。他在厦门开元路陈嘉庚公司分行设集通银号,向厦大提供经费。每月月中,准时发薪,分文不欠。集通号经理是孙国栋。林文庆掌管校政,一是网罗人才,优待教师,二是非常重视科研。

       林校长曾邀聘德国生物专家何博理和秉志(农山)同一时期来任教,为厦大生物系创建的功绩影响深远。厦大每年暑期都举行生物科学讲习会,到会的国内学者和本省中学生物课教师,多达几百人。那些活动都是由理学院院长、生物学教授陈子英主办。这个学院培养了不少一流的专家。秉志是前清举人,北大毕业,留学英、美的博士,是动物学教授,他要助手、经费,林校长都给。他与陈子英,还有助教伍献文每年带队去福建沿海或东沙、西沙、南沙采集标本,做实验。标本有三万多件,其中“陈嘉庚水母”“林文庆海参”“陈嘉庚鱼”(文昌鱼)是当时倍受国内外科学界重视的著名生物标本,是秉志、陈子英带队采集和研究的成果,是陈嘉庚和林文庆提倡和支持才取得的成绩。吴学文是秉志带出来的学生,林校长非常赏识。海洋生物研究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那时厦大还是海洋生物标本供应站,向全国高校、中学提供科研、教学所需的标本。

       约于1984年,我曾拜访过生物系老教工刘聚星先生,厦大每年暑假的生物科学讲习会,他多次参与做后勤。他讲述当时学者师生南腔北调、成群结队、采集标本、探讨学问的盛况时,兴味盎然,竖起大拇指赞叹不已:“这都是林文庆校长带出来的!”

       何先生说,当年应聘的还有孙贵定,他是无锡人,英国爱登堡大学教育学博士,任教育学院院长,成绩斐然,著名学者刘继伯即出其门下;郑德坤是历史系讲师,燕京大学毕业,他在古生物研究方面贡献突出;商学院由陈灿主持,也办得很出色;化学系的刘树杞很有名,曾是代校长;戴密微是瑞士人,哲学家,培养了多名高材生;同安人余青松,是气象学专家,后来是南京天文台的创建人;美学教授姜立夫,以及朱谦之、来德、钟心煊、沈兼士、顾颉刚、孙伏园、林语堂等著名教授也都纷纷应聘来任教。杨克纯是杨振宁的父亲,是名教授。

       厦大私立时期设4个学院24个系,培养12届毕业生,共636人。伍献文、曾呈奎、方宗熙、顾瑞岩、卢嘉锡、蔡启瑞都是那时的校友,后来也成了著名学者、科学家。


“老厦大”何厉生忆林文庆

       根据我1984年8月26日、9月2日的专访及何厉生先生8月29日亲笔信整理:

       我来厦大到现在56年了,今年87岁,脑子还行,不糊涂。最感伤心的是文革期间,造反派用板车把我几十年保存的《厦大周刊》等资料全部抄走了。年老了,虽说不糊涂,但能记得起来的事毕竟不多了。

       林校长的第一任妻子是黄乃裳的女儿黄端琼(1905年去世)。在厦大时,是第二任妻子殷碧霞(殷承宗是她的内侄)与他生活在一起。林校长的三子林可能、四子林可聊当时也在厦大工作。林可能(英国爱登堡大学文科硕士及商业学学士)任经济学副教授,是有真才实学的。林可聊任英文讲师,他英语很好,但对教书不感兴趣,说教英文“无聊”,常跑到厦港,和那一带的年轻人混在一起,当时有人在背后说他是个流氓头。

       林校长的长子林可胜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医生和医学专家,他在国外时收入也是很高的,但他放弃了,当时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他来过厦门几次,非常朴实,其貌不扬,日本人特别敬重他。他也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

       林校长月薪国币五百元。他在新加坡赚的钱更多,诊病不开药方,是“参商”,一次可收叻币好几百元。他因医术和人品俱佳,倍受人们尊敬,更有地位。他十分崇敬校主陈嘉庚。校主请他来当厦大校长,一封电报过去,他就来了。陈嘉庚为办学校,倾家荡产,林校长也一样,陈嘉庚困难时,他非但不拿薪水,还从海外拿钱来花在学校,而且从不后悔。他说,为改变中国教育的落后状况,必须有许多人做出牺牲。校主的牺牲太大了,连他的子孙都跟着做出牺牲了。校主和他相约:“为教育事业,我做到八十岁,你也做到八十岁。”

       林校长是从英文学四书五经的。他习惯用英文写文章和演讲稿。他的普通话讲得很好,中文会看,写就不行。我写好的文稿要念给他听。但他接到校主的信,会立即回。他自己写信很简单,从左边起,直写。他用中文签字。他翻译屈原的《离骚》,外国人懂得这本书是从他的英文译本。后来他还作《离骚》体英文诗。

       他毕竟是从小受英文教育的,平时多穿西服,一副英国人的派头,即使着中式服饰,出门也不离手杖。实际上他的生活、思想和行为方式,都是中西合璧的。他没有校长架子,不用专门的汽船和汽车,每天从鼓浪屿笔架山住家,走路到龙头,乘渡轮过来。八点上班,从不迟到。他的办公室在生物馆顶楼上。课间,他要我和他一起跑步。会客厅里挂了许多字画、牌匾等宝贝。他生活很节俭,偶尔吸吸雪茄烟。有要好朋友从国外来,例如英国工党某主要人物来访,他自己掏腰包请客。

       他对校庆、运动会,很重视,但从不设宴。每到这样的集会,他都要穿上兰缎绣花长袍,戴博士帽。每次开会他都要讲孔子,讲校主陈嘉庚、二校主陈敬贤(大厅里挂他们的像),或讲“映雪”“囊萤”。鲁迅骂他:孔子都打倒了,还满口孔子!那时的鲁迅不可能理解陈嘉庚和林文庆。黄炎培就不同。

       他平时不发脾气,但发现学生在厕所里乱写,非常气,要求查,说查到要开除。结果查不到,没有人被开除。他经常检查厕所、阴沟,认为这是重要的,看这些就知道学校情况之一般。

       林校长和陈嘉庚治理学校还有一点是非常一致的,那就是认为学生的职责是专心读书,反对学生参与政治,闹学潮。厦大学风朴素,好学勤读、好体育运动,这是林校长提倡而形成了风气。

       当时厦大的设备在全国私立大学中是属一流的,图书非常丰富。陈嘉庚不怕在这些方面花钱,对林校长是有求必应。集美楼底层满满的都是书,有七八万册之多。

       厦大移交时,教育部派一位专员和萨本栋同来。林校长不相信腐败的政府他们能办好厦大。移交一个多月后,因厦门已属前线,就内迁,那时他便去南洋了。

       林校长有一次星期六下班后去跳舞,晚上回到家,发现支票和印子都丢了,被太太殷碧霞碰钉。他的太太不喜欢他去跳舞。原来,他将皮夹子丢在办公室门口。星期一他来上班时,我把皮夹子交给他,他很高兴,请我全家到他家吃饭。

       他家有一座约30公分高的小铜钟,坐下来要吃饭时,他先敲钟,表示敬重。也有钟鸣鼎食之意。


校牌的字引争议

        1993年春,我应约到厦大逸夫楼拜会新加坡古稀老人陈水俊先生。陈先生,南安人,仍保留中国国籍,年轻时曾响应陈嘉庚先生支援祖国抗战的号召,在槟城参加筹赈活动,仰慕陈嘉庚的人品与业绩,并以为做人处世的楷模。他于1980年在北京设立“振兴中华科学教育基金会”,资助青年学子出国留学,并捐助家乡学校。他知道我毕业于厦大,留校教过书,一见如故,在招呼我落坐时,情绪开始激动,说话的声调越来越高。他说:“我怀念嘉庚先生,每次到厦门,总想住厦大,好好看一看厦大,但每次一看到厦大的校牌我就生气,越看越气愤,越想越不能容忍!‘厦门大学’四个字,难道林文庆校长没有写过?难道校主嘉庚先生没有写过?鲁迅在厦大才几个月,他对厦大的贡献超过陈嘉庚?超过林文庆?在厦门大学的校园里,竟然见不到林文庆的雕像、画像或照片,也没有他的手迹或任何有纪念意义的东西。这是为什么?这样公道吗?” 

       其实,2005年、2008年,厦大校园相继有文庆亭和林文庆雕像,可兹纪念了。为百年校庆,厦门大学报出版的特刊以《筚路蓝缕 创业多艰》为题,概述私立时期的艰难历程,肯定校长劳苦功高:“在校主陈嘉庚的诚挚相托与绝对信任下,林文庆呕心沥血、领导厦大克服重重困难,逐渐稳定地朝正规而理想的现代大学模式发展……为厦大日后成为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奠定了重要根基。”

       校牌上“厦门大学”四个字,是1950年,陈三畏先生应王亚南校长之嘱,找鲁迅的字拼凑而成的。陈先生家住大生里厦大教工宿舍,我曾上门讨教书法,却不知探究校牌用字的来龙去脉,如今悔之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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