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侨领陈嘉庚，深受南洋华侨爱戴。他一生热爱祖国，倾资兴学，大力支持祖国抗日战争，深受周恩来总理的器重、关爱和赞赏。在陈乃昌著的《追随周恩来总理的岁月》一书里，记载了不少周恩来总理与陈嘉庚侨领之间的动人故事。

谆谆叮嘱问候陈嘉庚

       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期间，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进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早期毕业于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师范的陈乃昌，对校主陈嘉庚崇敬有加。抗日战争期间，他长期跟随周副主席，在第三厅工作。

       有一天，周副主席和郭沫若来到第三厅，陈乃昌陪着他们走到一座小楼上的厅长办公室。阳翰笙从主任秘书室迎了出来。周副主席要大家坐下来。郭沫若说起这次三厅主导的抗战一周年宣传活动成绩斐然，把武汉三镇的人民动员起来了。周副主席频频颔首，表示同感。

       郭沫若忽然对陈乃昌说，1937冬离开上海时，原想到新加坡走走，没料到会在这里搞宣传啊。陈乃昌说，真要去了，陈嘉庚校主会热烈欢迎你的，我还可以为你和陈嘉庚校主当个闽南土话的翻译员。

       陈乃昌回忆说，周副主席正随手拿起宣传画报翻阅，听到郭沫若和他的对话，周副主席即对他说：“你是集美学校的学生，应该可以和陈嘉庚先生通讯吧？你现在的宣传工作岗位，正好可以通报团结抗战的情况。寄点宣传书刊给陈嘉庚先生，他会欢迎的”。陈乃昌转向阳翰笙问了一句：“寄得出去么？” 

       周副主席又说：“陈嘉庚先生早年参加同盟会，赞成‘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的宗旨。别人做不到的，他做到了，倾资兴学就是其爱国主义最为难能可贵的表现。日寇侵略中国，妄图沦我国土为殖民地，嘉庚先生对此是同仇敌忾的。寄些反映团结抗战的书画，他会感到鼓舞，会高兴的。你写好信，选择一些书画，让阳翰笙托由香港寄出，要注意质量。最近三厅印行的书刊画报质量是好的。”

       周副主席的见识、细致的作风和亲切的态度，陈乃昌深深受到教育，便说：“好的，一定这样办。”阳翰笙在一旁也连声称是。陈乃昌又说:“我和校主是素昧生平，但写信时可以提一下叶渊，他是嘉庚先生最信得过的校长，是校主写了三次聘书才聘来的校长，又是我的安溪同乡。前几天他还来信说，他想趁此对日抗战之机，再请嘉庚先生向当局吁恳。他要我先对闽籍的和华侨的参政员疏解一下。我正好可以把这一信息对嘉庚先生说说。”周副主席听后说：“这就更好了。你在信里要写清楚——你是集美的学生。你现在的工作机构和工作岗位，要做点说明。嘉庚先生有强烈的爱国心，我们的团结抗战、抗战到底的主张，必能得到他的共识。写封信，寄些书画，是贯彻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项具体措施，要做好，经常做。”陈乃昌感觉周恩来副主席的谆谆叮嘱问候校主嘉庚先生，是真挚、坦诚的，有远见卓识的，都是为了团结抗战的胜利。

周恩来首次会见陈嘉庚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爱国侨领陈嘉庚召开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发动华侨筹赈支持祖国抗战。又应祖国的需求，发动华侨机工回国抗日。他还带领南洋华侨慰劳团，回国开展慰劳活动。他到重庆见国民党蒋介石，也到延安见中共主席毛泽东。

       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由新加坡经仰光转抵重庆，在重庆会见中共领导人，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未能与他在延安见面。陈嘉庚于5月下旬到西安，正好周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西安聚首，他们得知陈嘉庚此时也在西安，即由朱德面邀陈嘉庚，于5月21日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和周副主席一起见面，陈嘉庚愉快地应邀了。不料，竟为当地主管所阻，他们未能会面。周副主席即往重庆，陈嘉庚则上延安。

       直到1940年7月21日，周副主席才在重庆嘉陵宾馆，第一次与侨领陈嘉庚见面。周恩来深邃的智慧，恢弘的气量，谦诚的态度，平易的谈吐，苦口婆心的阐说，令陈嘉庚深感信服。周恩来说，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关头，必须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国共分裂；坚持民主进步，反对倒退。陈嘉庚赞成周恩来讲的这个方针。

       周副主席对陈嘉庚说：“国共合作是历史的潮流，国民党受到各方批评，才推动两党进行谈判。”他和陈嘉庚会谈后，陈嘉庚感慨地说：“中国共产党有人才啊!”这是他和周恩来首次见面后说的一句话，表达了他对周恩来的崇敬。他还说：“到延安见到毛泽东主席后，始知中国维新的始基已定，殊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7月25日晚，陈嘉庚在国民外交协会演讲“西北之观感”，集美校友陈乃昌前去参加。陈嘉庚讲的是闽南话，陈乃昌记下全部讲话，深夜就把记录稿送到周公馆了。叶剑英和周副主席都看了，周副主席赞扬陈嘉庚是凭着“良心与人格”讲的，是根据事实颂扬延安的讲话。

       陈嘉庚得知国共正在谈判，妥协有望，可告慰侨胞。但从国民外交协会演说后，国民党人的不满，以及蒋介石当面痛骂共产党，使他顿觉阴云四布，但他最后致函蒋介石辞行说：“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破裂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义薄云天，不畏权势，令人感佩。

       周副主席说陈嘉庚的崇高品德是“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陈嘉庚说，“余天性好直言不欺隐，勇于负责，不怕威胁。为爱国热诚，嫉恶好善，不能附和潮流”。陈嘉庚在回国慰劳期间，就是这样做的。

       周恩来对陈嘉庚的生平是熟稔的。陈嘉庚留给周恩来的是一个严正长者的印象，是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凛烈的民族气节。陈嘉庚回国慰劳，反对国共摩擦，坚持枪口对外，打败日寇，复兴民族，这是他的崇高的思想品质，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从周恩来首次会见陈嘉庚，到建国后对陈嘉庚的关怀，让陈嘉庚对周恩来无比崇敬，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陈嘉庚打算视察滇、黔、桂、粤、湘、赣并回福建故乡，再经昆明出国，返回新加坡。

陈嘉庚的一张电报

       1941年秋的一天，国民党行政院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在重庆开锣劝募公债，蒋介石参加了劝募委员茶话会，其行径是在皖南事变政治上大失败之后，企图对爱国民主人士和广大中间人士的麻痹拉拢，以塑造举国一致的假象。

       劝募会要在海外华侨中推销公债，曾急电陈嘉庚，请其主持一切劝募事宜，并说将由劝募会秘书长亲往新加坡面聆明教。陈嘉庚立即回电，痛陈南洋华侨热爱祖国从不后人，自抗战军兴，各属华侨同仇敌忾，曾已义捐巨额侨汇，足供抗战军需而有余，并可充作银行发钞的储金准备。

       电报还说，上述情况是他1940年春回国内所了解的。并说国民党政治腐败、独裁、贪污、侨汇为私人中饱，尤所痛心。近且不能一致团结、枪口对外，侨胞大失所望，侨汇大减，今欲劝募公债，无异“缘木求鱼”，一口谢绝了。

       周副主席看了电报后，显得喜悦、兴奋。他赞扬嘉庚先生爱国兴学的精神，创办集美和厦大这么雄伟的系统的学校，为国家培养人才。他的兴学精神，要永远受到尊敬和爱护”。

       接着，周副主席问陈乃昌：“听说集美发生过学潮，这应该只是针对学校当局的意见吧？”陈乃昌回答说，“正是这样。当年学生闹学潮，是在‘读书与革命’的问题上和学校发生矛盾。

陈乃昌讲到，陈嘉庚在1920年创办的集美师范，对学生很优待，吃饭发银洋四元，愿意吃稀饭的，每月还能发回给一块钱。我们切身体会，倘不是集美师范，就无法受到教育了。周副主席听了大大赞扬嘉庚先生优待贫寒子弟的办学方针，说他读书时就没有这样优待贫寒子弟的学校。

       周副主席说：“陈嘉庚先生在二十年代创办的集美学校，是全国有名的学校，对中国的教育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铁骨铮铮、刚正不阿的高尚品质，永远闪烁着民族独立的光辉。”

       周副主席十分称道嘉庚先生“凭良心和人格”说话办事，有着至为可贵的教育意义。他在客观事实中明辨是非，认识真理，不管任何人，无论地位高低，谁要歪曲事实，“指鹿为马”，靠谎言与谬论骗人，他都不会容忍，必欲抗争到底。他在延安的观感所得和对福建故乡时弊的抨击，就是明显的例子。

       周副主席又提到陈嘉庚1940年回国发表的抗日爱国的言论，对推进团结抗战，反摩擦、反分裂的时局是有作用的。联想到1939年，他从新加坡打电报给国民参政会那个响彻祖国大地的十一字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以及这张拒绝推销公债、义正词严的电报，都表达了他一贯反对国共破裂、反内战，一贯支持团结一致、枪口对外、抗战到底、驱逐日寇出国土的思想主张，这种思想应该广为宣传。

请院长竭尽全力抢救

       1958年元月间，担任全国侨联主席的陈嘉庚，突然身患重病，住进上海华东医院治疗，经医生检查，发现他的右眉上端，不幸患了癌症。次年转到北京治疗，先住崇文门马匹厂，旋即移居后圆恩寺，由日坛肿瘤医院吴桓兴院长负责，对他进行放射治疗。

       陈嘉庚先后在后圆恩寺养疴住了两年时间，他坚毅地与严重的癌症作斗争，无论怎样痛苦，从不呻吟一声，直至右眼失明，犹神态自若。这期间，他关心时事如故。每天早午间要让看护他的叶祖彬读报一小时。他一贯以十分认真的态度，屏息静气地听着。

       选择后圆恩寺这座院子，作为校主陈嘉庚的养疴之所，是由党中央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商量后特意安排的。这里环境幽静，房舍明亮，不华不俗，一进门便有身心舒适之感。在这期间，校主重症在身，却旷达乐观，对个人的生命安危，表现出少有的坦然。

       校主陈嘉庚在进入高龄之后，亲自主持设计规划他的身后，在集美鳌头宫营造他的“生坟”(今集美园鳌园) ，在他生病之前已经完工了。尤为重要的是，昔日被日寇、蒋帮飞机大肆轰炸、破坏的集美学校建筑群，解放后在党的领导和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与支持下，并在校主自己的辛勤擘划、经营下，已经修理完善，旧貌换新颜，更加宏伟壮丽了。他多次说：“我再没有什么放不下心了。”

       陈嘉庚校主对周恩来总理的感情十分深厚。他尊称周总理为“开国宰相”，每每提起周恩来总理，他总要付之一声赞叹。周总理访问缅甸时，曾深入缅南各地参观。校主知道了，忧心忡忡地说：“唉，何必到那种地方去？我知道那些地方不安宁啊!”为了了解总理在缅甸的情况，他每天提早读报，又兼听广播，显得很焦灼，直到总理回国了，他才安下心来。

       有一次总理突于夜间来访，专程前来看望陈嘉庚，问候他的起居饮食情况，随后就匆匆离去。陈嘉庚校主对此感动至深。总理走后，他表情沉重地一句一句地说：“开国宰相日理万机，只顾别人不顾自己，还来看望我这衰残无用的老人啊!” 

       1961年6月下旬，嘉庚校主病情突趋恶化。6月23日，周总理前来探望时，校主双目紧闭，不能说话，已失去了知觉。周总理在前厅会客室，即时邀集吴桓兴院长等中西医务人员以及亲属亲友谈话，着重嘱咐：“竭尽全力抢救!”他要求对嘉庚先生的病情进一步检明原因，对症抢救，促进恢复健康。

       由于病情恶化，校主陈嘉庚先生因抢救无效，于1961年8月12日0时15分在北京逝世。